从广州初到上海时，广平与几个朋友合办了个妇女刊物。

出了几期，鲁迅说：“这种不痛不痒的东西，办它干什么？”

想想也的确如此，广平因此也就不再办下去了。

她又想，除了帮助他搞些琐务之外，自己应当有正当职业，于是就托许寿裳先生设法在教育界找事。

再三努力，将要成功了，但被鲁迅反对了好几次，他说：“如果你到外面做事，我的生活又要改变了，又要恢复到以前一个人干的生活中去了，让我想想再说。”

事情就这样搁起来了。

以后又遇到另外的机会，广平又向他提起出外做事，他又说：“你做事这些薪金，要辛苦一个月，看人家面孔，我两篇文章就收来了，你还是在家里不要出去，帮帮我，让我写文章吧。”

这样的结论，迫得广平回到家庭，管理厨房和接待客人，做他的义务副手。后来再做了母亲，成天给家庭的一切闹昏了，到夜里往往睁不开眼皮，他看看笑了，催促她休息。

有时她也写点东西给鲁迅看看，他指出这里没抓住要害，那里没抓住要害。广平再看看，也确是如此，久而久之，自己的写作雄心也就没有了。

她渐渐地发现，自己思想上的进展越来越迟缓，许多的事，和周先生一谈时，就觉得自己的理解总是不足，比他要差得多。渐渐地，她就以看到周先生的战绩为乐，而不想自己去独立作战了——鲁迅的战绩也的确是辉煌，在上海九年，作品的收获超过了以前的二十多年！

“他的工作是伟大的，然而我不过是做了个家庭主妇吧！”

——广平有时一想到此，就悲不自胜，她责问自己读了书为什么不给社会服务；但是，她又不能更不忍离开家庭，丢下他，独个儿走到外面去做事……她深刻地意识到，这是一种牺牲，但又是一种自愿的牺牲，一种并不是受了什么恳请或逼迫的牺牲，要做无名人物的心愿，充塞了她的胸怀。

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属于哪一种女性。

“我想，我大约是有一点旧头脑、有一点新思想融合起来的一个东西。这东西也许被一些人所满意，如对手^[1]方面就是，然而自己本身则是不满意的，有苦闷的——有时被新思想所指引，不甘于现状；有时被旧道德所涵养，又安于现状……”

她无法得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