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社会，为他人，为自己，鲁迅和广平十分谨慎地处置自己的爱情，他们的同居没取任何形式，尽量地不声张，但社会并不放过他俩，流言家的流言仍在流，而且居然流上了门来。

四个月后，1928年的2月，鲁迅收到了上海大同大学教员周伯超的信，他对有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的流言，十分愤慨。

周伯超信中所说不管是否确实，它的确反映出一种有代表性的社会心理和眼光——人们正用冷森森的如鉴别外星人的目光，来打量鲁迅和广平这一对“异类”；如果再考虑到流言的传播者以前还是真诚的反封建战士，那么人们不得不慨叹这种生态环境，也未免太严酷了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