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在别的地方一样，鲁迅在钟楼上没住多久，又成为公众的公有物了——访问的，研究的，谈文学的，侦探思想的，要求作序题签的，请演说的，看他的胡须的，看他的乱发的，看他的长衫的，全都来了，忙得个不亦乐乎。

最苦的是演说，时间是指定的，不得拖延；讲的题目与范围都是指定的；不管愿意不愿意，临时到来一帮青年，连劝带逼，绑上就走；鲁迅不得已，也只好上台去，起承转合地说上几句，但至多以十分钟为限——可他心里很不舒服，不料到了这“革命的策源地”广州，还要做这种洋八股，非常有趣，又非常苦恼。

年一过完，临近开学，作为教务主任的鲁迅更加忙碌：排时间表，发通知书，秘藏题目，分配卷子，开会，讨论，计分，写榜，贴榜，榜被人撕又再写、再贴……

除了这些，还要对付无穷无尽的辩论：分数多寡的辩论；及格与否的辩论；教员有无私心的辩论；优待革命青年、优待的程度、鲁迅说已经优待、别人说没有优待的辩论；进行补考，鲁迅说权不在他、学生说在他，鲁迅说无法、学生说有法的辩论；试题的难易，鲁迅说不难、学生说太难的辩论；还有因为有族人在台湾，自己也可以算作台湾人，能否取得“被压迫民族”的特权的辩论；还有人本来无名，所以无所谓冒名顶替，但有人认为是冒名顶替的近乎玄学的辩论……

而一到晚上，这钟楼上每夜都有十多二十只老鼠在纵横驰骋，楼上有什么可吃的，它们便吃什么，并且还会开盒子盖。而一到清晨，就有三个工友在吼响亮的歌——鲁迅听不懂的一种歌。

“人是多么爱和有限的生命开玩笑啊！”他叹息道，他受不了这种喧闹的环境的种种干扰，决计搬出大钟楼，另外租地方住。

直接导致他移居的导火线，是中大聘请他所厌恶的顾颉刚教授为史学系主任，于是他搬到校外的白云楼上，以示不满。校方无法，只得改派顾颉刚教授去上海、杭州搜购图书碑帖，而鲁迅却再也没有搬回钟楼。

除了这些外，他移居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例如与广平关系的某种考虑——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