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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话本来想等着当面商量的，但我管不住自己，有一种感应，想把它讲出来，待你问答。

你认为到广州不合适的三点，据我看来——

一、你担任文科教授，非政治科，能够使学生活泼并新其头脑，就是成功。治校一层，恐不必十分看重。

二、政府迁移，尚未实现，“外江佬”入籍，当然不成问题。

三、那一个人，未必要离开广州。如果有熟人在那里，那人在广州是甚易设法的。因现在还去留未定，大有商量妥当后才实行的情况；而且那个人的知交，也是广州多，当然以留广州的可能性为多。

你说有三条路，叫我给“一条光”。我自己还是瞎马乱撞，何从有光；而且我又未脱开环境，作局外旁观，我还是世人，难免于顾虑自己，难于措辞。

但也没法了，到这时候，如果我替你想，我将要说——

你的苦了一生，就是单方面为旧社会作无谓的牺牲，换句话说，就是为了一个人^[11]牺牲了你自己。

而这牺牲虽似自愿，实不啻旧社会留给你的遗产。听说有志气的人是不要遗产的，所以粤谚有云——好子不受爷田——但你的这多遗产，在宗法方面，又有监视你不得不要之势。

而你自身是反对遗产制的，不过觉得这份遗产如果抛弃了，就没有人搭理，所以甘心做一辈子的农奴，死守遗产。

然而一旦农奴觉悟了，要争回自己的权利，但遗产又没有抛弃，所以吃苦。

还有一层，你如将遗产抛弃了，也须设法妥善安置，但失产后另谋生活，也须苦苦做工，同时又怕在这种生活中遭人排斥打击，所以显得更无办法。

我想，你的第一法就是现在在厦大，也已经觉得行不通了，“积几文钱，将来什么都不做，苦苦过活”，这苦苦，就是预防别人的排斥打击吧。第二法，是在北京以前做的傻事，现在当然不提。

第三法，就是有将来能否行得通的疑问，“为生存起见，我便不问什么事都敢做，只是不愿……”这层你也知道危险，对生活无把握。

总之，第二是不问生活，专意戕害自身，不必说了。第一、三俱想生活，但第一是先谋后享，第三是一面谋，一面享，第一知其苦，第三知其险。

我们是人，天没有叫我们专吃苦的权利，我们没有必受苦的义务，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就努力做去。

我们是人，天没有硬派我们履险的权利，我们有坦途有正道为什么不走？

我们何苦因旧社会而为一人牺牲几个人，或牵连至多数人？

我们打破了这种两面委屈忍苦的态度，如果对于那一个人的生活能维持，对于自己的生活比较站得稳不受别人的借口攻击，对于另一方^[12]和双方，都不会因新的局面而牵连到生活，累及永久的立足点，那么就等于各方面都不因这难题而失去了生活。

对于抛弃遗产，旧派人物的批评是不对的，就是新派人物也不能妄加任何无理的批评，即使批评了，我们也比较容易立足。

如这样做了，我们的生活将不受困扰，人人都可以出来谋生，不须“将来什么都不做”，简直可以现时就大家做，大家享受；省得先积钱，后苦苦生活，并且没有把握。

可这样做，对遗产自然不免抛荒，但实际上，遗产如有相当待遇就无问题，因一点遗产而连累到管理人的行动不得自由，这是在新的状况下所不许可的。

这是正当的解决方法，如果觉得这样讲也过火，自然还是照平素在北京商量的去做，在新的生活上，我没有不能吃苦的。

但这办法对于家庭——母亲——将有什么影响？应不应该硬做，或有什么更妙的方法去做，这些都待斟酌。

总之，你的一切云云，都是经济所迫，不惜曲为经济设法。其实就真的人生而言，又何必多些枝节呢？这真叫人慨叹。

还有，上面所说的，也是为了预防攻击而作的预先考虑，如果不因攻击而防及生活，就可以不顾一切，更没有问题了。

我的话就这么直率，说了有什么煽动的嫌疑？因为你向我问，只好照直说了，还愿你从长讨论才好。

另外，你因为怕有“不安”而“静下来”，这叫我从何说起？“为社会做事”么？社会有什么事好做，是是非非，说破了不值一文钱，你愿我终身被拨弄于其中而不能自拔么？而且你还想因此仍然忍受老地方困苦无生趣的生活，来玉成我做“社会事业”吗？

我现在着实为难：如果我说不肯把“社会事业”做下去，或者会影响到别人的行动；我说还是做下去，也不见得有好处。

反正横竖都是为难，我自己没有“方针”，“相宜的地方”是找不到的。

至于说“这一学期居然已经过了五分之三”，在现在自然可以这样说，但如果回想这已过去的五分之三的日子，不是很崎岖地走过来的吗？难道它是快意的旅行吗？难道单独为了“玉成”他人而自放于孤岛是应当的吗？

我心甚乱，措辞多不达意，又怕所说的使你产生新的奇异感想，不说，又怕你在等——唉，实在不能达意于万一。

你在未离开那里时，千万不要自己因学校或少爷们的事愤激，自然也难禁愤激，但请你“默念”好了，渐渐就不会生气的。汕头我未答应去，决意下学期仍在广州。近日来中央政府移至武昌，我的心又飞去好几次，但一“默念”总是决定不去。无论如何，我想抵抗物质压迫，试试看是它胜过我，还是我打倒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