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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日我略略有些懒，连反应都好像有些迟钝了。

细想起来，对于亲戚的帮助，你的话是对的。我愤激的话多，有时几乎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然而自己也觉得太过，做起事来或者正与所说的相反。人也不能将别人都作坏人看，能帮也还是帮，不过最好是“量力”，不要拼命就是了。

关于上半年的“急进”问题，我已经不大记得清楚了，这意思大概是指“管事”而言，上半年还不能不管事，并非因为有人和我淘气，而是身在北京，不得不如此，譬如挤在戏台子前，想不看而退出，是不甚容易的。

至于不以别人为中心，也很难说，因为一个人的中心并不一定在自己，有时别人倒是他的中心。所以虽说为人，其实也是为己，所以不能“以自己为定夺”的事，往往有之。

我先前为北京的少爷们当差，耗去生命不少，自己是知道的。但到了这里，又有一些学生，办了一种月刊，叫作《波艇》，每月要我做些文章。也还是依上面所说的做，不能将别人都作坏人看，能帮还是帮。

不过先前利用过我的人，知道现在已不能再利用，开始攻击了。长虹在《狂飙》第五期上尽力攻击，自称见过我不下百回，知道得很清楚，还捏造了许多话。用意在一面推倒《莽原》，一面则推广《狂飙》的销路，说穿了，其实还是利用，不过方法不同。

他们专想利用我，我是知道的，但不料他看出我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杀了煮来吃，有如此恶毒！

我现在拟置之不理，看看他的伎俩发挥到如何。

我已收到中山大学聘书，月薪二百八，无年限的，大约他们的计划是想以教授治校吧。

但我的行止如何，一时还不易决定。此地空气恶劣，当然不愿久居，然而到广州也有不合的几点——

第一，我对于行政方面，素不留心，治校恐非所长。

第二，听说国民政府将迁往武昌，那么熟人多半都要离开广东，我独以“外江佬”留在校内，大约未必有味。

第三，何况我的一个朋友，或者将往汕头，那么我即使到了广州，与在厦门何异！

所以究竟如何，当看情形再定了。好在开学是在明年3月初，很有考虑思量的余地。

我又有种感触，觉得现在的社会，可利用时则竭力利用，可打击时则竭力打击，只要于他有利。我在北京是这么忙，来客不绝，但倘一失脚，这些人便投井下石，反而不认识的话，彼此还是好人。在这世界上，为我悲哀的大约只有两个人，我的母亲和一个朋友。

所以我常常迟疑于此后所走的路——

一、积几文钱，将来什么都不做，苦苦过活；

二、再不顾自己，为人们做一点事，将来饿肚也不妨，也一任别人的唾骂！

三、再做一点事——被利用当然有时仍不免，假如同人排斥我了，为生存起见，我便不问什么事都敢做，只是不愿失了我的朋友。

第二条我已实行两年多了，终于觉得太傻。第一条当托庇于资本家，须熬。

最后一条则很险，于生活也无把握。

所以实在难于下一决心，我想和我的朋友商量，给我一条光……

我在我所居的这座除我之外没有别人的大洋楼中，沉静下去了……

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玻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

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

莫非这就是一点“世界苦恼”么？我有时想，然而大约又不是的，这不过是淡淡的哀愁，中间还带些愉快。我想接近它，但我越想，它越渺茫了，几乎就要发现仅只我独自倚着石栏，此外一无所有。必须待到我忘了努力，才又感到淡淡的哀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