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看来，大文是可以用的。但其中的句法有不妥之处，这是小姐的老毛病，其病根在于粗心，写完之后，大约自己也未必再看一遍。过一两天，改正了寄去吧。

请放心，我不得许可，不见得用对付三先生之法。但据我想，你自己恐怕是未必会开口的，真是无法可想。这样食少事繁的生活，怎么持久？但既然决心做一学期，做做也好，不过万不要拼命。人自然要办“公”，然而总须大家都办，倘人们偷懒，而只有几个人拼命，未免太不“公”了，就该适可而止，可以省下的路少走几趟，可以不管的事少做几件。这并非昧了良心，自己也是国民之一，应该爱惜的，谁也没有要求独独几个人应该做得劳苦而死的权利。

这几年来，我常想给别人出一点力，所以在北京时，拼命地做，不吃饭，不睡觉，吃了药校对、作文。谁料结出来的，都是苦果子。不必说一群人将我做广告自利，就是小小的《莽原》，我一走也就闹架。长虹因为他们压下了培良^[9]的剧本，就找我理论，而他们则时时来信，说没有稿子，催我作文。我才知道，牺牲一部分给人，是不够的，总非将你消磨完结，不肯放手。我实在有些愤怒了，想至二十四期止，便将《莽原》停刊，没有了刊物，看他们再争夺什么。

我早已有点想到，亲戚本家，这回要认识你了，不但认识，还要要求帮忙，帮忙之后，还要大不满足，而且怨恨，因为他们以为你收入甚多，即使竭力地帮了，也等于不帮。

而将来你如果偶需他们帮助时，便都退开，因为他们没有得过你的帮助，或者还要落井下石，这是对于先前吝啬的惩罚。

这种情形，我都曾一一尝过了，现在你似乎也正在开始尝着这况味。这很使人苦恼，不平，但尝尝也好，因为更可以知道所谓亲戚本家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世事就更真切了。假如永远是在同一境遇上，不忽而穷，忽而有点收入，看世事就不能有这么多变化。

可是这状态又千万永续不得的，经验若干时之后，便须斩钉截铁地将他们撇开，否则，即使将自己全部牺牲了，他们也仍不满足，而且你也仍不能得救。

至于我的工作，其实也并不多，闲工夫尽有，但我总不做什么事，拿本无聊的书，玩玩的时候多。假如连编三四个钟点的讲义，就觉得影响睡眠，不易睡着，所以我讲义也编得很慢，而且少爷们来催我做文章时，大多置之不理。做事没有上半年那么急进了，这似乎是退步，但从另一方面看，倒是进步也难说呢。

中大我当然有非马上去不可之心——虽然并不全为公事。但是，许多牵扯也实在太厉害，如走开三礼拜后，我所任的事搁下太多，假若此后一一补做，就工作太重，假若不补，就有占便宜的嫌疑。假如长期在这里，自然可以慢慢地补做，不成问题，但我又并非长久之计，何况语堂还有苦处呢。

下学期，上海、北京，我都不去，倘无别处可去，就仍在这里混半年。现在的去留，专在我自己，外界的鬼祟，一时还攻我不倒。我很想吃阳桃，之所以熬着，为己，只有一个经济问题，为人，就只怕我一走，语堂要立刻被攻击，所以有些彷徨。人就能被这样的小问题所牵制，实在可叹啊！

我所住的这么一座大洋楼上，到了晚上，就只有三个人，一个是北大来的张颐教授，一个是孙伏园，另一个就是我。张先生因为不方便，住到他朋友那里去了，这几天伏园也到广州去了，所以现在就只有我一人。

但我却可以静坐着默念HM，所以精神上并不感到寂寞。年假之期又已渐近，于是就比先前沉静了。我自己计算，到此刚五十天，而恰如过了半年。

这不只是我一人的感觉，连兼士们也这样说，生活的单调就可想而知了。原来我以为北京污浊，别处可能会好些，等到了厦门，才知这不过是妄想罢了，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

楼下，后面，有一片花圃，用带刺的铁丝拦着。我因为想看它有多大的阻拦力，前几天跳了一回试试。跳倒跳过了，但那刺果然有效，刺了我两处小伤，一在大腿上，一在膝盖旁，不过并不深，至多不过一分。这是下午的事，晚上就痊愈了，一点没有什么。

恐怕这事将要受到训斥吧？但这是因为预先知道没有什么危险，所以才试试。假如觉得有危险，我就会很谨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