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情形，并未因为怕害马神经过敏而隐瞒，大约一受刺激，便心烦，事情过后，即平安些。

其实在此地，很有一班人把我当成大名士看，学生个个认得我，记者之类也有来访，本地报上有一篇访问记，说我没有一点架子，也没有一点派头，也没有一点客气，衣服也随便，铺盖也随便，说话也不装腔作势，没有这里外国博士教员的俨然模样。他们或希望我提倡白话，和旧社会大闹一通，或希望我编周刊，鼓吹本地新文艺。

这与在北京的提心吊胆一比，当然平安得多，只要自己的心静一静，也未尝不可暂时安住。但因为无人可谈，所以将牢骚都对你发了，你不要以为我在这里苦得很。其实也不然的。身体大概比在北京还要好点。

无论怎么打击，我也不至于“秘而不宣”，而且也被打击而无怨。现在柚子是不吃已有四五天了，因为我觉得不大消化。香蕉却还吃，先前是一吃便要肚痛的，在这里却不，而对于便秘，反似有好处，所以想暂不停止它，而且每天至多也不过四五个。

我的能睡，是出于自然的，此地虽然不乏琐事，但究竟没有北京的忙，如校对等事，在此就没有。酒是自己不想喝，我在北京，太高兴和太愤懑时就喝酒，这里虽仍不免有小刺激，然而不至于“大”，所以无须喝了，况且我本来没有瘾。不知怎么回事，烟也少抽了，大约因为编讲义，只须调查、不须思索的原因吧？但近几天可又多吸了一点，因为连作了四篇《旧事重提》^[6]。东西还有两篇便完，下月再作吧，现在还是编讲义。

这里近来凉起来了，可穿夹衫，据说冬天比现在冷得不多，但草却很有一些黄的了。防蚁已见成效，我用的是一盘贮水，上加一杯，杯上放一箱，内贮食物，蚂蚁倒也无法飞渡。

学生方面对我还是好的，他们想出一种文艺刊物，我已为之看稿，大抵尚幼稚，然而初学的人，也只能如此，或者下月就要印出来。至于工作，我不至于拼命，我实在懒得多了，时常闲着玩，不做事。

我看你的职务太繁剧了，薪水又这么不可靠，衣服又须如此变化，你够用么？我想一个人也许应该做点事，但也无须乎劳而无功。天天看学生的脸色办事，于人我都无益，你说寻别的事情并不难，既然这样，那么何必一定要等到学期之末呢？忙自然不妨，但倘若连自己休息的时间都没有，那可是值不得的。

关于讲堂上我的眼睛的方向问题，斜视尚不敢，何况“瞪”乎？至于有人的“人人应该提高自己程度，灭绝私念”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许会这样说的。但事实怕很难，我若有公之于众的东西，那是自己所不要的，否则不愿意。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道私有之念的消除，大约当在二十五世纪，所以决计从此不瞪了。

给你寄来一包书，都是零零碎碎的期刊之类，历来积下，现一齐寄出。其中的一本《域外小说集》，是北新书局新近寄来的，夏天你要，我托他们去买，回话说北京没有，这回大约是碰见了，所以寄来的吧，但不大干净，也许是很久不印，没有新书的原因。现在你不教国文了，已没有用，但他们既然寄来，也就一并寄上，自己不要，可以给人的。

我已将《华盖集续编》编好，寄去付印了。还收到了朱家骅^[7]电报，是给兼士^[8]、语堂和我的，说中山大学叫我们去指示一切。兼士急于回京，语堂是不见得去的。我本来大可以借此走一遭，然而上课不到一月，便请假两三星期，又未免难于启口，所以十之九是不能去了，这实是可惜，倘在年底，就好了。

这里的学校当局，虽出重资聘请教员，而未免视教员如变把戏者，要他赤手空拳，显出本领来。比如这次开展览会，我就吃苦不少：

开会前，兼士要我的碑碣拓片去陈列，我答应了。但我只有一张小书桌和小方桌，不够用，只得摊在地上，一一选出。

等拿到会场去时，除孙伏园自告奋勇，同去陈列之外，就没有第二人帮忙了。找校役也找不到，只得二人陈列，高处必须桌上放一张椅子，由我站上去。

弄到中途，黄坚硬把孙伏园叫去了，因为他是语堂的助理，有叫孙伏园去的权力。兼士看不过去，便自来帮我，他喝了一点酒，跳上跳下，晚上便大吐了一通。

黄坚的位置，正如明朝的太监，可以依靠权势，胡作非为，而受害的不是他，是学校，他还对同事下上谕式的条子，引起同事的同盟罢工了。语堂信用此人，可谓昏极。

我前回辞国学院研究教授而又终止，是恐怕兼士、语堂为难，现在看来，总非坚决辞去兼职不可，人也何苦因为太为别人计，而自轻自辱至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