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确是天天都要亲自去一趟邮政代办所——此所太乱，信都堆成一团，有时送，有时不送，只要你去说要拿哪几封，便让你拿去，虽然冒领的事似乎还没有，但我总是放心不下，每天必去一次。

邮政代办所乱，国学院也不大妙：现代评论派得意非凡，林语堂的助理黄坚更是兴风作浪，有一天，我亲耳听见他在向语堂告密“××先生怎样不好”，就很看不起他，给他碰了一个钉子，他却想寻机报复。

我原来住的房子，现在要陈列物品了，必须搬家。

“周先生，学校请你尽快搬出此室！”黄坚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搬至何处？黄先生总得指个地方吧？”我说。

“地方是有的……您快搬吧！……”

“此地又无客栈，不然的话，那倒是我辈可以快搬去的地方……现在真是无法可想了……”我的坏脾气上来了。

一碰硬，黄坚不坚了，指给了我一间房子，一看，空荡荡的，连起码的生活用具都没有，我自然还得去找他。

“东西是有的！”他得意起来，“只是要请周先生开账签名，办个小手续。”

对于这种故意的刁难，我大冒其火：“黄先生，你大概很喜欢与别人为难吧？我不吃这一套！我是你们林先生请来教书的，不是来看你的脸色的——东西还是请你径直送来为妙……”

黄坚的小眼睛吓大了，忙不迭地跑去搬东西，该有的器具都弄来了，甚至还添了一只躺椅，甚至连厦大的总务长，都亲自前来监督搬运。你说怪不？

这个学校就是这么奇奇怪怪！我本想做点事，也不枉语堂邀请我一场，现在看来，恐怕不行了，能否到一年，也很难说。我应该把工作范围缩小，只图在短时间内，可以有点小成绩，不算来骗别人的钱。

至于我新搬的房，却比先前的静多了，房子颇大，是在楼上。前回的明信片上，不是有照相么？中间一共五座，其一是图书馆，我就住在那楼上，间壁是孙伏园与张颐（今天才到，也是北大教员），那一面本是钉书作场，现在还没有人。我的房有两个窗门，可以看见山。回信时我给你画幅示意图好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又买了一些生活器具，同事一见，都露出会心的微笑。

广平！他们大概以为我在此要做长治久安之计了，殊不知其实不然。我仍然觉得无聊。我想，一个人要生活必须有生活费，人生劳劳，大只为此。但是，有生活而无“费”，固然痛苦；在此地则似乎有“费”而没有了生活，更使人没有趣味了。我也许敷衍不到一年。

这使我心绪不宁，懒懒地乱了一天，傍晚时想，大概夜间也不能静下心来编讲义吧？干脆玩一整天再说。

不怕你笑，我果然玩了一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