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惨案后，北洋军阀政府想斩草除根，一网打尽、拟定了一个通缉五十人的黑名单，其中就有鲁迅。

为了避难，他从家中出走，先后暂栖于什锦坊街九十六号莽原社、石驸马大街山本医院、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待搜查的风声渐渐沉寂，才在5月底返回家中。

这时，一同被通缉的老朋友林语堂，已南下往厦门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国学院秘书，并向厦大校长林文庆推荐了鲁迅；而许广平也马上面临着毕业以及毕业后的选择，有位熟人已经想推荐她回母校广东女子师范学校去教书了。

人生的十字路口严峻地摆在这对恋人的面前。

两人推心置腹地谈了很久，披肝沥胆地交换着彼此的意见——

鲁迅的语调缓慢而深沉：“北京如此黑暗，肯定还会不死不活地拖下去，换一个地方去教书也好。但教书的事，绝不可以作为终生事业来看待，因为社会不合理，政治太污糟，作短期的喘息一下的打算则可，长此下去，自己也忍受不住。最好一面教书，一面静静地工作，准备下一步的行动，这样筹划也许较为得计吧？”

广平的答复刚勇而明快：“对！大家好好给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自己生活积聚一点必需的钱，两年之后再见面。”

“积聚一点钱……两年之后……”鲁迅喃喃地重复着广平一往情深的相约。

这是一颗大爱之心对另一颗大爱之心的深切感应，他俩是极虔诚、极认真地对待爱情的，彼此不约而同地想到以后共同生活所需的钱，就是一个明证——他们不想重复涓生与子君的悲剧，使纯洁的爱为“面包问题”而生变，以致彻底失去物质的营卫而变得枯萎苍白；从一开头，他俩就想永葆爱的无限生命力，他俩就承担了对彼此崇高的责任……

如寒夜生明月，鲁迅的暗黑心境浴于清辉之中，于是欢欣鼓舞地写信给友人：“……酒也想喝的，可是不能。因为我近来忽然还想活下去了。为什么呢？说起来或者有些可笑，一是世上还有几个人希望我活下去；二是自己还要发点议论，印点关于文学的书……我近来的思想，倒比先前乐观些，并不怎样颓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