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卓凤的诉说，鲁迅的心绪很乱。他觉得女师大的教员也太可怜了，只见暗中活动的鬼，而竟没有站出来说话的人。

偏偏广平又写来一信，激烈地抨击“可诅咒的自身”“可诅咒的万恶的环境”，更牵动了他无比的愤懑。

于是他在回信中沉痛地写道：“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无论你说话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他们即使怎样无理，事实上却着着得胜。”

但鲁迅终归是鲁迅，怎容“凶兽样的羊”横行无忌，他写道：“然而，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我还要反抗，试他一试……听说学校当局有打电报给家属之类的举动，我认为这些手段太毒辣了。教员之类该有一番宣言，说明事件的真相，几个人也可以的。如果没有一个肯负这一点责任（署名），那么，即使校长竟去，学籍也恢复了，也不如走罢，全校没有人了，还有什么可学？”

也许是时局的严峻，抹去了两人通信中的戏谑与调侃；但也正是这严峻的时局，使两人的相知、相识、相助更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