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2月4日，北京《晨报》副刊《开心话》专栏里，刊出了署名为“巴人”的小说《阿Q正传》，七天一次，共登了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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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正在外院南屋的窗下，孜孜不倦地埋头写作，一篇又一篇的小说、杂文、译作，源源不断地从笔下涌出，同时，他正在北京大学等校兼任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

但是在家庭生活中，他却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麻烦。

三先生在绍兴女子师范教书时候的学生许羡苏，到北京来报考大学，没有住处，找到了从前的先生帮忙。建人和二太太商量后，同意她搬到里院东边尽头的内客房里来住，吃饭呢？就与太师母、大太太一起在中间堂屋吃，而大先生就改在后面与二先生、三先生及他们的家人同桌吃。

这样一来，鲁迅在饭桌上见不到朱安黄瘦的脸了，却见到了信子那一张气呼呼的脸。

作人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

鲁迅越发小心，一提笔写小说，人物不是自己就是老四。因为他是长子，写“他”不好的时候，至多影响到自身；写老四也不要紧，反正四弟早就死了。但老二、老三绝不能提一句，以免别人误会。

更使鲁迅心紧的是，教育部的欠薪越来越严重。2月的俸钱，拖到6月才分发了三成三，8月、9月又连续拖欠，部员与各校教员实在熬不下去，向北洋政府当局发起索薪斗争，闹到总理与财政部长都出来见代表。当时在场的人讲话最多的是林语堂。只有两个人没说话，一个是闻一多，另一个就是鲁迅——他不仅没有讲话，反而在那里睡觉。

欠薪一严重，鲁迅拿回家的钱自然减少，信子不但不体谅，却怪他蓄私，作人身在教育界，也不作解释，反而随声附和。他对他的贴心朋友讲，看来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了。

但鲁迅还在四处奔走借钱，维持全家生计。每当他走过宽阔的前院，看见侄儿们像开运动会一样地尽情奔跑时，他的心中总要泛起一种欣慰——

让别人过得舒服些吧，自己没有幸福不要紧，看到别人得到幸福生活也是舒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