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妈是一个心眼儿灵动的女仆，很讨太师母的喜欢，日子一久，老人家常将这院子里家长里短，明是暗非讲与她听，有一些则是她自己的亲历亲见。

这院里最苦最累的是大先生。整座院子是他奔波了几乎一年才找到的，紧接着便是修理房屋，办理手续。他又监修，又得向警署接洽，议价、收契、家具的购置、水管安装等事务，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房款不足，又四处奔走借贷，甚至向银行纳短期高利借款，除了卖绍兴祖屋所得的千余元之外，其余的全是这样筹来的。而当初卖祖屋的钱，二先生是主张分了用掉的，幸好大先生有眼光，坚持不肯，才又用来在北京买屋，使全家老小有个落脚之处。并且在立房契时，大先生不准备写自己的名字，而是准备写周作人的户主名，倒是教育部的一位同事劝说，才用了周树人的名字。

大先生负担了全家绝大部分生活费用。每月发薪水，他都全交给内当家二太太信子，并按月向东京信子娘家寄款。信子兄弟重久三次到中国，大先生都有专款资助，甚至信子的妹妹福子的学费，也是大先生每月另行汇去的。

他这样做，全出于兄弟情谊，是在硬撑。以前他的收入还不错，但近来教育部欠薪太厉害，大先生有时参加同事向政府的请愿，半夜三更，饿着肚子回家。家里开销又大，没法子，他只好四处去向朋友借贷。刚一借到手，连忙坐黄包车赶回家来。

而二太太一家，一有钱就到向他们“包销”的日本商店去买东西，不管是否急需，吃的、用的、玩的，从腌萝卜到玩具都买一大批；不管大病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有时满面灰尘的大先生坐着黄包车回来，正碰上从家里开出去的医生的汽车，他就会感叹一声：“我用黄包车运来的，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

总管徐坤为人机灵，很能讨二先生夫妇的欢喜，连作人买双布底鞋子，做一件大衣，都由他从外边叫人来试样子，可见事无巨细，他是一手包揽的了。不仅如此，徐坤的家眷就住在比邻，他常将食品从墙头往外送。大先生看见过几次，实在觉得不顺眼了，才向管家的信子讲这件事。她把徐坤叫来，狠狠地责骂了一通，骂得最厉害最用劲的是：“你为什么偏给他看见？”还有一回，信子的小孩在纸糊的窗下玩火，几乎烧起来，被大先生发觉了，认为应该训诫训诫。信子听了，仍用老话来骂孩子：“你为什么偏给他看见？”

二先生起初还要过问过问，他也曾经与信子吵过，但她脸色一白，身子一硬，就躺在地上装死——这一招由来已久，以前在绍兴她就试过，吓得家人束手无策，后来还是被她的兄弟重久拆穿，说是不要理她，她自己会起来的——二先生也就屈服了。他不得不屈服，因为夫人一到北京，就事事请教日本人，常和气焰正盛的日本使馆联系。

二先生这一辈子，由于大先生在前面替他遮风挡雨，受挫折的事自然经历得少，养成了一种恬淡闲散的脾气。他最向往的生活是读古书、看花、生病、问病、闲游、闲卧、闲适、约人闲谈、写楹联、买书、考古、印古色古香的信封信笺、刻印章、谈印泥、说梦、宴会、延僧诵经、搜集邮票、刻木版书、坐萧萧南窗下……整日捧着书本，认为其余一切事情都是浪费精力，完全不闻不问。院子西边有一棵大杏树，春时一树繁花，作人路过多少天也不知道已经开花了。他的孩子常常大哭于旁，而他无动于衷，依然看书如故，仿佛入定了的老僧。

“像这样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呀！”大先生感叹道。

……

胡妈打扫着静静的院子。

她隐隐闻到了一种火药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