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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日，树人所参加的那个秘密的反清组织派人来找他，三言两语，交代了任务，命令他去刺杀清廷的某位要员。

先前，他对暗杀这样的手段就不太热心，现在他想，如果自己去做了，大概将被捕或被杀吧。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亲怎样生活呢？

他想明确知道这点，就直言不讳地向头头讲了。

马上就有了答复：“这样记挂着身后的事情，是不行的，还是不要去吧。”

他因此就不要去了。

他爱母亲，特别是回信拒绝了她的定亲，他一直惴惴不安，常常望着墙上挂的那件黑棉袄出神——以前在南京读书时就穿着它，后来破了一个洞，白棉絮露出来了，怕母亲发现，他就在破处糊了一张纸，用墨把纸涂黑。

还是被母亲发现了，她的眼中蒙上了一层哀痛悲怆而又无可奈何的泪光，默默地替他补好了。以后母亲又发现他在南京穿夹裤过冬，吃辣椒御寒，这时她越发哀伤得连泪水都没有了，眼窝子暗暗地潮红，木然地、孤立无援地愣在那儿……

也许母亲给予他的过多，因而他的报答之心就过强。但凡事一过度，超过应有的量，就会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成为沉重的思想重负。

随着年龄的增加，阅历的展拓，特别是到日本后，他弃医从文，决心以文学改良社会，强烈的个性得到了丰满结实的发展。而母亲在战胜家庭的灾难中形成了自己的权威，并且传统的道德力量早就赋予父辈母辈以另一种权威。树人常常尝到这两种权威合力的滋味。他觉得母亲成见太深，时时向她进言却很少采纳，因而他常常忐忑不安，有时干脆一叹置之。母亲这一面，也有许多地方看不惯他，觉得他的行动可笑。因此树人从内心深处感到一种与母亲的不协调和隔膜——这也许就是20世纪初的两代人间的“代沟”吧？

所以，当他又接到母亲的回信时，一种愤懑与焦躁油然而生。“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啊！”他哀叹道。

树人细读来信——

“一、无法向朱家启口。”——无非是面子问题嘛！

“二、对周、朱两家声誉不好。”——还是面子问题！中国人重视面子的程度，可以说仅次于生命了。

“三、对不起安姑娘，退约后更没有人娶她了。”——这？天啊！由于母亲的固执己见，竟要由儿子来为一位从未谋过一面的女子的命运负责！

他苦苦思索，痛苦、忧郁、恼怒、烦躁，搞得他神经衰弱，而对身体的悲观估计，又使衰弱的神经更加衰弱了。

终于，在这异国的一个最静的夜晚中，他的头脑忽然异样地沉静了下来——

“既然根据自己的身体来预料是活不久的，又何必这么认真地去为自己的生活计算呢？不妨一切听人安排好了。

“现在正值革命时代，自己反正死无定期，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也就随她去了……”

他不忍拂逆母亲的心意，不忍看到母亲失望的样子；对母亲真诚的爱充满了他的心，对母亲应负的责任感燃烧着他的心！

他决定按母亲意思办！按大清国天经地义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婚规则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