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放鸡蛋还是先放西红柿，这是个问题

网络上的争论，但凡经历过校园BBS时代的人，大概都不会真的放在心上。大学时舍友夜谈，有评论不合心意时，跳下床去，搏斗一番，总会有个输赢。而网络上的东西，即便你眼前有千只神兽飘过，却不知从何说起，又不知骂给谁听，茫茫然不知所终。

所以，“做鸡蛋西红柿，是先放鸡蛋还是先放西红柿”这个话题引起的争论，赢家注定只有一个，那就是广告视频的背后推手招商银行。从广告行为上讲，这个视频既没伤天害理，又不曾污染视听，很难说就是不合理的。评论口诛笔伐的是这位留学生不应该有这样“妈宝”的行为，舆论甚至上升到“不仁不孝”的高度。但试问一下，假使你真的有这样一个孩子，独自一人在外留学，又恰巧深更半夜打这样的电话过来，你难道会拒绝，因此又断了他的财路，直至让他灰溜溜地回国来？我想应该不会。

但并不是说，我就认为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可以批评之处，相反，这件事情的不妥之处显而易见。只是广大的批评者犯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

何为树木？这位“妈宝”孩子的行为以及幕后的推手招行就是立在我们眼前的长歪了的树木。树木长歪也许无心，也许有意。有意栽一棵歪脖子树，假装要上吊，引来一众吃瓜群众的品评，或同情，或愤怒，这至多让人觉得被愚弄。这样的树木，既是有意为之，便无砍伐的必要；一旦没了围观的热情，歪脖子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幕后的操盘手自然就觉得没有保留它的必要。

可怕的是就连栽这棵树的人也都是一本正经的，即便是树都已经歪倒，看到围观的群众群情激愤却还自以为得计，那就是真正的愚不可及。现在我们都已经知道，这幅广告的背后推手是招行，是商业银行中的佼佼者，素来以拥有较多精英层用户著称。如果这样的广告主，以为他的用户会拥有这样的价值观，那么这件事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

我承认文人相轻的事情的确存在，但请不要因此而误解我下面的观点：我之所以反对招行的这幅“鸡蛋西红柿”广告，是因为我反对以刘墉和蒋勋为首的代表们宣扬的一种伪“中国文化” 和伪“美学”。

这两者看似是如此风马牛不相及，但在我看来，实在是同一件事情。

20世纪90年代的书摊上，最流行的书目，除了是卡耐基的成功学，就是刘墉的心灵鸡汤。那个时代，大家都在争上游，都在开放思想，因此就让刘墉这样的“情感贩子”钻了空子。以我的阅读体验，刘墉们的特征，就是永远饱含深情，但永远似是而非。他们从不讨论大是大非，却在小事情上惺惺作态。及至今日，刘墉们老去，20世纪90年代的那一批读者也渐渐长成了“油腻的”中年人，简单浅薄的小儿女之态已经很难激起大家的热情。在这样的环境下，蒋勋式的美学又开始大行其道（恕我直言，木心以我看来，也属此类）。蒋勋式的美学特征在刘墉们的两大特点以外，还加上了更加精美的包装，直戳我们“油腻”中年人的内心。

刘墉或蒋勋式的语境之下，我们才会经常看到这样的句子：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春风十里不如你。

……

刘墉和蒋勋们伪“中国文化”、伪“美学”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作为激素，催化了“情怀文化”。情怀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制造语境，然后在它既定的语境里肆无忌惮地营销它羸弱的思想、情感，以及货物。冯巩在小品里说朱军主持《艺术人生》节目有四招：套近乎、忆童年、拿照片、把琴弹。“情怀文化”推手们所拥有的招数并未超过这四招的范围，只是手段更加高明了，刘墉们只是炖炖心灵鸡汤，而蒋勋们已经开始谈《红楼梦》了。

我这样讲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看不懂的自然说我文人相轻，满嘴酸葡萄；看懂了的以为我在骂人，而且骂的是他们当下的偶像，大抵要如丧考妣，有的甚至要打上门来。其中有好些是我的好朋友，曾经热心地向我推荐过刘墉或者蒋勋的书，我对于这样的热心，其实心里仍是感激不尽，始终相信这些推荐是发自内心并饱含友谊的。我之所以这样想，一半是因为害怕失去友谊，一半只是因为无能为力——我是没有勇气和能力像鲁迅先生一样“呐喊”的。

所以我对于招行广告这样的事情，先是讶异并且愤怒，后来便只剩讶异了。等到我看到网上群情激愤口诛笔伐的时候，内心竟然开始充满希望——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接受这种低劣的“情怀”嘛！仍旧是明眼人居多。所以，再想到要继续讨论“先放西红柿还是先放鸡蛋”这个问题，便觉得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