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　子——我读《凤凰往事》和《沈从文自传》

沈从文的小儿子沈虎雏在纪念自己父亲的文章《团聚》中，提到听父亲打鼓这一节。他写道：

“好像是蹄声，细碎零落，由远渐近，时而又折转方向远去。我以为它会逐渐发展，成为千军万马壮烈拼杀的战场。

“没有，他不这样打。轻柔的鼓点飘忽起伏，像在诉说什么，随意变幻的节奏，如一条清溪，偶尔泼溅起水花，但不失流畅妩媚品性。他陷入自我陶醉。

“我听过京戏班子、军乐队、和尚们以及耍猴人打鼓，熟悉腰鼓和秧歌锣鼓点，那都是热热闹闹的，从没听过这种温柔的打法。”

沈虎雏对此评论道：

“爸，你的确会打鼓。可你的调子与众不同。秧歌要用固定的锣鼓节奏，才能把大家指挥好，扭得整齐一致。你这么自由变化，人家一定不允许。”

从沈从文的自传，我们了解到，他打鼓的手艺是在辰州当兵的时候学的。当时的沈从文不过十四五岁，在看不清楚前途的情况下参军入伍。因为所在的军队名为官兵实为土匪，驻扎在辰州时无仗可打无事可做，沈从文无意中和几名号兵一起学会了打鼓这门手艺。

但是，无论是打鼓这件事，还是后来沈从文成为小说家，他的调子总是和所处的时代不合。沈从文弃武从文到了北京之后，靠着自学，开始发表作品。他的文章，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透着田园牧歌式的自然清新，这在当时那种兵祸连年、言必谈革命的时代实属一个异类。抗战期间，左翼作家占了舆论的上风，但是沈从文仍然还在写作《湘行散记》这样的文字，加之对周作人等人的同情，不出意料地为鲁迅、巴金等人所谴责。这一段公案，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甚至被郭沫若搬出来，在《斥反动文艺》中给沈从文扣上“桃红色作家”的帽子。如果读一下原文就知道这个帽子该有多大：“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沈从文的好友巴金对此有十分清晰的记录。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在北京逝世，夫人张兆和给巴金发去了电报告知这个令人悲伤的消息。巴金只比沈从文小两岁，好友逝世，他悲从中来，写下了长文《怀念从文》。这是我读过的最坦白、最真挚的纪念文章。巴金和沈从文结识于1932年在上海的一个饭局，饭后，巴金至沈从文暂居的小旅社小坐，沈从文手头拮据，巴金自告奋勇介绍了一位出版家买下了沈的短篇小说集《虎雏》的手稿，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后来二人的友谊在青岛、北京等地得到了延续和加深，君子之交淡如水，沈从文邀请巴金到自己逼仄的寓所小住，把自己的书房让出来给巴金写作。闲时两位大作家在一起无话不谈，清贫却又安然。其时巴金忙于自己小说的写作，而沈从文则忙于为刊物编辑，十分繁忙、清苦但是始终能够保持温和的笑容，而且一直告诫巴金说：“不要浪费时间。”

两人的分歧发生在1937年前后，其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巴金对周作人一类的知识分子进行了严厉地批评，引起了沈从文的强烈不满。在沈从文的眼里，周作人的文学成就让他十分敬佩，他希望巴金不要从政治出发来批判这些曾经的故旧好友。虽然这样的分歧并没让二人真正交恶，他们仍然有来往，而且相交时仍然满含着朋友之间的真诚，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巴金渐渐发现自己如同一只进了渔网的小鱼，而这只网随时会收紧。后来在“牛棚”里，巴金这样写道：

“在灵魂受到煎熬的漫漫长夜里，我偶尔也想到几个老朋友，希望从友情那里得到一点儿安慰。可是关于他们，一点儿消息也没有。我想到了从文，他的温和的笑容明明在我眼前。我对他说过的那句话——‘我不怕……我有信仰’——像铁锤在我的头上敲打。我哪里有信仰？我只有害怕。”

解脱和安慰巴金的最后居然是同样身处险境的沈从文。沈从文在得知巴金的新地址之后不顾当时的环境从北京寄来了一封长信。巴金的妻子萧珊此时已经病倒，将这封五页纸的长信反复地看，含着眼泪说：“还有人记得我们啊！”两个月后萧珊病故，可以想象，这样一封来自老友的信，对两位身处绝境的知识分子是多大的安慰！

巴金对于沈从文能够在平静和从容中逝去感到十分羡慕，这样的羡慕，和后来他表现在《巴金随想录》中的忏悔之情是一致的，巴金说：“有什么办法呢？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我是躲避不了的。”

沈从文并非故意和时代唱反调，也不是特意在朋友高调时泼冷水、低潮时雪中送炭。事实上，关于生活态度和基调，沈从文从来都是一以贯之的，他的调子就是“人”：这无关身份，无关政治态度，在沈从文的眼里，达官贵人并不比贩夫走卒重要。沈从文于198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做的演讲《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中说道，他在北京大学旁听辜鸿铭先生的课的时候“得到一种警惕，得到一种启发，并产生一种信心：即独立思考”。沈从文的调子并非反调，而是从人性出发独立思考的结果。

沈从文在他的很多文章中都提到了他亲眼见过的“杀人” 场景，有清朝道台们随意处决苗民嫌犯的场景，也有他亲眼看见其父辈参加辛亥革命遭遇失败后的血流成河的场景，还见过官兵“清乡”剿匪时随意残杀苗族农民的场景。在所谓“苗人造反” 之后，沈从文回忆道：“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头。每当人已杀过赶不及看那一砍时，便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一二三四计数那一片死尸的数目。或者又跟随了犯人，到天王庙看他们掷筊。看那些乡下人，如何闭了眼睛把手中一副竹筊用力抛去，有些人到已应当开释时还不敢睁开眼睛。又看着些虽应死去还想念家中小孩与小牛猪羊的，那分颓丧、那分对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远忘不了，也影响到我一生对于滥用权力的特别厌恶。”

因为这样一些情形，尽管沈从文出身于军人世家，但是却一辈子都自称“乡下人”，他把自己的这份情结寄托在家乡，寄托在“凤凰”这个小地方，在几乎所有的文章中都饱含深情地向读者介绍那里的人情世故和草木河流。“凤凰”也成了他人文精神的一个载体，在这样的语境下，沈从文就有了自己独特的调子：独立思考，对于滥用权力的厌恶，对于弱小的同情。

这样的调子，就打鼓这件事情而言，则正如沈虎雏所言，是无法指挥好需要整齐伐一的“秧歌”的，自然容易不为“人家” 所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