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小贝

小贝是一辆汽车，我的第二台车。在此之前，我决计要拥有一台和别人不太一样的车，但又要负担得起——大多数的年轻人应该都有这样的计划吧，既然无法超越，那就标新立异一点。反正小贝作为旅行车就这样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其实我想要一台白色的，干净大方。4S店美艳的销售小姐皱起眉头，在电脑里搜索，为难地说，符合您交车时间的只有一台海贝灰了。海贝灰是什么颜色？她带我在展示厅转了一圈，可是没有找到，于是为难地说，海贝灰嘛，你想象一下，总归不难看的。

我急切地想要这台旅行车，好久都没有如此渴望什么东西了，不可遏制，于是我说好吧。

海贝灰的车到了，没有让我失望，真是与众不同的车，还有与众不同的颜色。我此后开着它在城市里走，几乎没有看过同样的颜色，于是更加感觉它的与众不同。朋友开着同款的白色SUV跟在我的后面，我的车更加轻灵，加速，轻巧地避开前方的车，有漂移的感觉。后视镜里能感觉后方朋友在说，嘚瑟。新车上手，嘚瑟就嘚瑟呗。

没想到小贝陪我度过的，是最无法嘚瑟的三年。一年是反复考虑，决定离开让我进退失据的前东家；两年时间从零开始打拼，艰难维持自己的声望和尊严。

最初我把孩子们的照片做成一个可以转动的玻璃立方，放在驾驶台上，让我触目之处就能看到她们可爱的脸庞。可是她们本身其实也不那么可爱，一上车就要玩我的手机，连上车上的蓝牙，听音乐。那时候我手机上最多的是汪峰和许巍的歌，她们一边跟着哼，一边把座椅上踢得全是脚印。她们在的时候，我就沦落为一名司机，一名敢怒不敢言的司机。她们总是争着要坐在副驾驶位子上，因为可以更好地控制我这个司机，我也乐得如此，生气了或者高兴了就可以随手捏一把她们的脸蛋，然后她们生气地给我留下更多的脚印。

玻璃立方最后还是撤下来了，因为说是尖锐物品，急停急转时有伤人的危险。可是我很少急停急转，我想拥有一台不一样的车，那只是外表，我更享受的是小心翼翼地驾驶它，然后静静地听音乐。我并没有那么具有侵略性。这和造成我工作中进退失据几乎是一样的原因，大多数人觉得你很进取，只有你自己想要安静地躲避——我终于决定要离开那家公司。

离开的那一天，我几乎用慢动作收拾好属于自己的物品。东西并不多，八年时间里用过的三四个杯子，几张装框或没装框的奖状，还有6-sigma的绿带。我像港台剧里那些离职的职员一样，把它们装进一只纸箱，然后抱起它去和一些人告别。不是周一，办公室里面空荡荡的，在电梯口有几位别的部门的同事送我，我微笑地向他们挥手告别，直到电梯门关上，然后从九楼一直坠落到一楼。

小贝懂我的忧伤，它正对着正门，安静地看着我从这座工作了八年的大楼里捧着纸箱走出来。往常我总是背着包，接着没完没了的电话走出来。今天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只半空的纸箱。我把手机调成摄影状态，放在前挡玻璃前，车子缓慢发动，缓慢离开，收音机里放着悲伤的音乐，就这样，慢慢离开。

新公司停车场并没有和小贝一样的车，不只是型号不一样，就连颜色也没有一样的。

最初的几个月，我每天都是一个人坐在空空的办公室里，打电话，回邮件，因为不可以出差。每天我都是八点准时到，下午五点准时离开，无须向谁报到，也无须向谁告别，只有门口保安用疑惑或释然的眼神反馈一些他对于我放在挡风玻璃前的新停车证的验证结论。

事情并不顺利，前东家发律师函到我家里——是的，他们没有我的新地址，但有我家里的地址。接到律师函的那一晚我整夜失眠，我觉得他们应该把这样的函件发到公司，而不是用来吓唬我和我的家人。但他们这样做了，我也没有办法，第二天早上，我强颜欢笑出门，然后疲惫地一如既往地开车去那空空的办公室。

我一边开车一边回想，是什么触发了这封律师函，是九月在台湾和前同事的一次邂逅？他满脸堆笑，要了一张我的新名片，并祝贺我有新的开始。是前天参加会议时突然撞上以前的大老板？我很尊重他，一如既往，尽管没有上下级关系了，我还是垂手接受了他十分钟的询问。算上日子，几乎是我们见面的当天，他就通知法务发出这封函的。那么好吧，一切都清楚了。

红绿灯由红转黄的时候，我踩油门启动，一辆助动车急急忙忙地冲过来，我的汽车启动了它传说已久的自动刹车功能，毫无预料的紧急刹车，我身体前冲，幸好有安全带的制约才让我的脑袋没有撞上前挡玻璃。

安全带？突然记起加入前一家公司的第一天，和同事坐车出去吃饭，后排一位同事提醒我系安全带。他说，小心哦，在我们公司业绩不好不会开掉你，如果不系安全带，那么就可以随时开掉你。

我很听话，从来都是一上车就系好安全带的。

与过去决裂并不困难，我有一千种办法对付被视为对手的人，可是对新的未来却毫无信心。我知道只要努力，时间会改变一切，但承受时间的煎熬却是如此痛苦。我写了四篇《鸡同鸭讲》，反复地说，小心翼翼地说，你们之所以和我相左，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更好的未来，而你们没有。

有段时间，我每天早上驾驶小贝去上班的路上，都要循环播放两首歌，刘欢的《好汉歌》，还有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关上车门，如李宗盛说的，“我为王在我的国度”。这是我给自己打鸡血的时间，似乎如果没有这样的仪式，我很难能鼓起勇气走进空空如也的办公室。

能让我鼓起勇气还有别的办法，那就是开车离开上海，随便待在什么地方，和熟悉的朋友在一起，然后认识一些陌生人。不在办公室而在外地，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充实，似乎看到事情正在慢慢好转起来。

为了防止在高速上打瞌睡，我尝试了各种方式，比如听很大声的音乐，比如突然掐自己大腿，比如深呼吸，可是都没有大声歌唱效果好。苗炜的小说名字叫《走夜路请放声歌唱》，在困顿中我也需要放声歌唱。上沪宁高速，然后唱“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到阳澄湖服务区下来，休息喝水，然后再回到高速，唱“大河向东流”。声音尖厉，我感觉小贝似乎在偷偷笑我，我于是猛踩一脚油门，它就嗷一嗓子蹿出老远。

在浙江我开车比较小心翼翼。一进入浙江，我就感觉四周布满了警惕凌厉的眼睛。可是即便如此小心，还是着了道，连续两年在浙江超速50%。我百思不得其解，查记录，超速发生在同一地方，那里限速每小时60公里！可是上一个路段不是还在限速每小时80公里吗？真是防不胜防，范伟说。

开车到江苏我就比较笃定，朋友拍胸脯跟我说，别出事故就行。他的车4.7升的排量，有一个晚上他非要和我换车开，大概觉得没有开过这么小众的车要试一试，我开着他的大车跟在后面，看着小贝在前面，很怪异的感受，和酒后代驾时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的感觉很像。又有一天，我和这位朋友一起开车出发，我决定挑战他的4.7升，一出院子门就加速，朋友很快就反应过来，在后面加速迅速超过去，得意地踩刹车灯向我示威。小贝对此毫无办法。我也没有办法。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做不到的事情，真的就做不到呢。

转眼小女儿就长大了，长大的一个标志就是出门不再愿意坐在妈妈的腿上——全家人出门的时候，总是少她一个座位。我问她怎么办，她说必须有自己的座位，我很高兴她意识到位子的重要性，但对于换掉小贝没有心理准备。有一个星期天早上，我陪她散步，她带我走到一台大车面前，说，这辆应该坐得下吧。我说应该可以。她命令道，那么，你也快点换一辆这样的大车吧。

小孩子的世界是没有权衡的。她们不知道换一辆车需要许多现实的考量，我觉得自己的决策力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我带她去车展，她喜欢几乎每一辆车，要求我为她拍照合影，但是最后她还是要求我看看那些所谓比较大的车。

我回到最初的那家4S店。几年过去，美艳的女销售已经不在了，接待我的是一位诚恳的男销售，他很快发现我女儿才是真正的买家，于是殷勤地递上可乐和仙贝饼干，女儿只给我选择颜色的机会。回家路上，我有些拿不定主意，问坐在后排座的女儿，就这么决定了吗？女儿说我觉得很好啊，出门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座位。她很高兴我带她来选车，她也很满意自己的决定。

我没有她那么坚决。换新车就意味着要送别小贝了，虽然这是早晚的事情。Angela说，就是一台机器啊。女儿们吃早饭的时候，我征询她们的意见，说今天用小贝送你们上学吧，跟它告个别。老大说，小贝是车，不会说话告别的；小的说，是啊是啊。我很伤心，放下钥匙回房间。姐妹俩大声地在外面商量，爸爸好像不打算送我们了。另一个说，要么我们就和小贝告个别吧。一会儿小的来敲门，爸爸，你代我们给小贝告别吧。

送小贝回4S店，办换新车的手续。男销售过来跟我说，你要的棕色内饰没有了，有琥珀色的。我问什么是琥珀色？他于是带我在4S店里转了一大圈，可是没有琥珀色的。他为难地跟我说，琥珀色嘛，你想象一下，总归不难看的。

我说随便吧。落地窗外静静地停着我那台海贝灰的车，小贝很安静，可是它已经不属于我了。我默默地跟它告别，就像告别一位老朋友，一位好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