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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仁慈—建筑审美造诣—优秀的政治家品质—奠定都铎王朝的治国方略—与谋臣的关系—对立法工作的巨大贡献—提高公共福利—和平爱好者—稳健的执政风格—与臣民的关系—重视教育—重用神职人员与律师—虔诚的基督徒—鼓励航海事业

亨利七世的身体向来孱弱。到了晚年，亨利七世的身体健康更是每况愈下。但亨利七世以其强大的精神战胜了虚弱的身体，仍旧不辞劳苦地工作着。1507年，刚从重病中痊愈的亨利七世像年轻了二十岁一般精神焕发。但不久，亨利七世身患痛风，常常感到胸口疼到无法呼吸。亨利七世仿佛预感到自己在世的时间不多。因此，他变得更加仁慈大度。亨利七世不但赦免了所有因欠债五十先令以下而被监禁的伦敦囚犯，还对理查德·恩普森和埃蒙德·达德利欺压民众的行为心存愧疚。他的儿子亨利八世遵循他生前的嘱托，登基后就废止了诸多债务规定—这些规定曾让理查德·恩普森和埃蒙德·达德利等人赚得盆满钵满。虽然亨利七世良心备受谴责，但他在世时，理查德·恩普森和埃蒙德·达德利依旧像从前那样肆无忌惮。直到亨利八世登基，理查德·恩普森和埃蒙德·达德利才因滔天民愤遭到处决。

在建筑审美上，亨利七世极具造诣。去世前一年，即1508年，亨利七世已经完成了萨沃伊救济院的筹建工作。与此同时，他还为身后处所—威斯敏斯特教堂拨付专款进行修葺。亨利七世还将毕生积累，共计约一百八十万英镑^[1]的财富都藏匿在秘密居所中。这绝不是亨利七世吝啬，而是他要始终保证每笔钱花得物有所值。对亨利七世来说，丰厚的财产才是和平与安全的有力保障。此外，亨利七世还对教育、音乐和建筑等方面慷慨投资，他华丽炫目的宫殿令每位来访的外国使臣眼花缭乱。

圣奥尔本子爵弗朗西斯·培根将亨利七世形容为天下最有智慧的君主。亨利七世的顾问们虽然起初对亨利七世并不抱太大信心，但能够看到他身上具备的伟大政治家的特质，并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亨利七世推行政令的能力令欧洲各国的君主们惊叹，亨利七世对欧洲各国风土人情的了解令欧洲各国的使臣们震撼。作为一个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逃亡者，亨利七世的人生开端并不顺利。但在动荡的乱世中，亨利七世依旧坐稳了江山。为英格兰，亨利七世带来了和平安定。与此同时，亨利七世还十分重视与其他国家开展通商，这使得他与欧洲的强大盟友们关系密切。亨利七世让法兰西王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尼德兰的统治者们意识到，英格兰的君主可以对本国内部重大问题的发展变化施加影响。虽然最后，他没有加入野蛮的坎布赖联盟，但这并没有触及英格兰王国的自身利益。再加上缔结坎布赖联盟的欧洲国家并没有听取亨利七世的警告和建议，这些因素使得亨利七世决定对坎布赖联盟保持置身事外的态度。亨利七世始终不认同坎布赖联盟建立的初衷，并且猜到坎布赖联盟不会有好的结局。果然，在亨利七世去世后不久，坎布赖联盟便土崩瓦解。

亨利七世颁布的所有政策都是出于自己的考量。亨利七世虽然善于识人用人，但向来只是广纳众意而不是一味盲从。除了威廉·斯坦利爵士，亨利七世从来没有惩罚过其他谋臣。但亨利七世始终牢牢地把控着治国大权，从来不允许任何谋臣左右自己的决定。“他机敏过人，始终遵循自己的意志和处理问题的方式，确实具备统治才能……而且不容许任何人接近自己的权力和秘密。”要想通晓亨利七世、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的治国策略，就必须认识到，不管手下有多少能臣，那时英格兰的君主都始终将自己视为国家的核心。譬如，就连亨利七世一手提拔的亲信托马斯·沃尔西神父，也不能左右亨利七世的继承人亨利八世做出的最终决策。都铎王朝的君主们一贯的治国方略就是“身体力行”—套用现代的语言就是“不仅要统治国家，而且真正地治理国家”。他们承认我们现行的“宪政原则”，但他们的大臣们要为君主的决策失误承担责任。红衣主教约翰·莫顿和雷金纳德·布雷爵士就常常背负着过度收取苛捐杂税的罪名，但事实恰恰相反，他们一直在尝试尽量减轻民众的赋税。没有人敢对君主的不当施政问责，也没有大臣敢为自己“背负”的罪名辩驳。总之，替君主背负骂名也是都铎王朝时期大臣们的一项职责。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亨利七世的谋臣们都是平庸之辈，否则他的谋臣们也无法一直为亨利七世鞠躬尽瘁。当时就有敏锐的观察家指出，其实亨利七世的谋臣们对亨利七世影响巨大。由于年少时长期旅居海外，亨利七世只能算半个英格兰人。亨利七世原本倾向用法兰西王国式的治国方式治理英格兰，但他的谋臣们帮他更好地融入英格兰本土的政治环境。因此，亨利七世十分谨慎地起用了一批理查三世的重臣。在统治的后期，亨利七世因为意识到自己的执政地位已经稳固，便对一些进言不再小心处之，所以也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虽然他没有开除过自己的谋臣，但很显然，也有两三个谋臣失去了他的信任。在聘请外国人担任官员的问题上，亨利七世始终秉持着开明包容的态度。

在位期间，亨利七世对英格兰王国的立法工作做出了诸多贡献。我们无从知晓当时通过的法案中有多少来自他本人的想法，但可以确定他参与了所有立法工作前期的讨论及后面的审批工作。亨利七世尽管有时会在立法提案后面做出批注，但从没有对任何立法提案行使过宪法赋予的否决权，从而使得所有呈交给他的立法提案都能顺利通过。跟都铎王朝时期民众的想法一样，圣奥尔本子爵弗朗西斯·培根也将所有受欢迎的法律都归功于亨利七世。“无论是在维护公平正义还是在政治智慧，亨利七世确实胜人一筹，这是确保法律公平的必要条件。”尽管后人的评价与这句话稍有出入，但历史上对亨利七世立法能力的赞扬确实屡见不鲜。甚至有人认为亨利七世是自爱德华一世以来最优秀的立法者，在亨利七世主持下通过的法律“深刻而独特”。他立法的目的旨在提高民众福祉。与那些古代伟大的立法者出发点一样，亨利七世制定法律并不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出于对未来的考量和判断。

当然，圣奥尔本子爵弗朗西斯·培根对亨利七世的赞扬也遭到后人的批判。根据圣奥尔本子爵弗朗西斯·培根制定的分类，某些所谓“深刻”的立法也只是“平庸”的，或者是针对特定情况制订的。譬如，如果在某一问题上，民众有强烈的呼声或广泛的立法要求，那么亨利七世就会对此专题研究立法。亨利七世制定的不少法律确实可称“平庸”，我们可以通过梳理这些法律来更加客观地评价他的立法水平。在位期间，亨利七世仅仅召开过七次议会，并且每次开会时间都不超过一年。因此，在他执政的二十七年中，有许多法律并没有经过议会讨论就颁布实施：有些法律是为回应民众抱怨，例如因贵族生活过于奢华和分配不公引发的暴乱；有些是为维护司法公平；有些是为确保民众能针对立法畅所欲言；有些是为鼓励制造业和商业的发展；有些是为缓解引起众怒的圈地运动。尽管一些旨在解决现实问题的法律和规定不符合当代人的法制标准，但其本身也确实具有超前性，甚至比后面其他王朝出台的法律更加深思熟虑。譬如，有关缓解圈地矛盾的法律虽然允许没收畜牧用途的土地，但从多角度考虑，该法律也并没有彻底禁止圈地行为。

此外，亨利七世进一步出台了许多有助于提高公共福祉的法律：全国监狱的管理权被收回并将其授予郡长；鼓励进口加斯科涅和朗格多克的酒和染料；禁止无用丝绸奢侈品，例如缎带的进口；进一步鼓励英格兰发展羊毛纺织业。亨利七世甚至还通过了一部管制不同种类羊毛价格和限制英格兰黄金货币流向国外的法律。

1504年，亨利七世召开在位期间的最后一次议会。这次议会通过了铸币改革法案，这一法案主要针对英格兰市场上流通的大量残币和伪币。对此，亨利七世提出回收市场上受损的货币并用新铸货币取代这些受损货币。当然，这次改革无疑也符合亨利七世的个人利益，因为在新旧货币兑换过程中，铸币厂可以大赚一笔。但不可否认，亨利七世的这一举动确为商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接下来，通过分析亨利七世在内政和外交方面的表现，我们可以发现他是一名和平爱好者。不管是在统治初期还是后期，亨利七世始终秉持着和平友善的理念。圣奥尔本子爵弗朗西斯·培根认为英格兰王国与法兰西王国的战争是一场“交易”。为了自身利益，亨利七世欺骗英格兰民众支持反法兰西王国的战争。虽然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对法兰西宣战也符合英格兰人的整体利益。因此，不能将对法兰西王国发动战争的责任全推到亨利七世头上，他只是尽了自己作为国王的义务。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质疑圣奥尔本子爵弗朗西斯·培根对亨利七世“战争狂热分子”及通过战争积累财富的评判是否过于严苛，因为发动战争并非亨利七世的本意。正如历史上的其他伟人一样，亨利七世并没有被英格兰国内狂热的反法兰西呼声所误导。直至去世前，亨利七世仍然建议亨利八世及都铎王朝的后人采取同样的政策。他告诫亨利八世只有对外与法兰西王国结盟、对内韬光养晦，才能实现英格兰的和平与稳定。如果国内政治派系间的争斗对国家的治理产生威胁，那么必须果断将其镇压。

抛开执政需要，亨利七世生性仁慈、爱好和平。亨利七世虽然发动暴乱和战争并为此付出代价，但从战事中也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这些财富转而强化了他的统治，让他更有能力镇压潜在的叛乱。亨利七世以罚金的方式处罚大部分叛乱者，只处死了少数人。甚至他对贵族比平民更加严厉。亨利七世十分支持和尊重法律。当以超出自己身份的规格接待亨利七世时，牛津伯爵约翰·德·维尔也品尝到违法的苦头。甚至有人即使违反了已经被废止的旧法，也会被处以罚金。虽然以上种种行为及沉重的赋税让民众苦不堪言，但这些做法与亨利七世的继任者亨利八世肆意剥夺公权和将屠杀合法化的行为相比根本不值得一提。

另一个体现亨利七世稳重的执政风格的事例是：亨利七世从来都不鼓励告密者，除非是受他指示，发掘某些阴谋背后秘密的暗探。事实上，亨利七世知晓许多臣民的背叛或不忠行为。但凡有人检举不忠行为，亨利七世总要立刻让告密者说出消息来源，即使是在告密者此前发誓保密的情况下。对一件事，亨利七世要么不理睬，要么就刨根问底。但好在询问时，亨利七世会尽量避免牵扯到他人性命。

圣奥尔本子爵弗朗西斯·培根评价亨利七世“绝不傲慢自负，但始终与臣民保持距离，充分享受在臣民面前国王应有的尊重和权威”。亨利七世的执政风格与来自约克家族的君主们的恰好相反—为了迎合民众，爱德华四世和理查三世都曾放低身段。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断定亨利七世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在登基之初，亨利七世就曾凭借和蔼的神态赢得约克市民的爱戴与拥护。有时，亨利七世也会展露自己幽默的天性。某次，在听完一段精心准备的演讲后，亨利七世询问都柏林大主教沃尔特·菲茨西蒙斯对演讲者表现的看法。沃尔特·菲茨西蒙斯回复道：“非常棒，不过我觉得他有点过于吹捧您了。”亨利七世微笑着回应道：“事实上，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另一则关于演讲的轶事同样体现了他的幽默与智慧。伍斯特主教约翰·德·吉利斯曾写过一首拉丁文的诗赞颂亨利七世。亨利七世听后，押韵地回复他：“如果我是牧人，那你就是牛。”

也许亨利七世很少表现他的幽默，但他确实是一位令人如沐春风的君主，也时常展现出自己和蔼可亲的一面。圣奥尔本子爵弗朗西斯·培根告诉我们“他是一位高贵温和的观察者而非一位容易被取悦的人”。在一次骑马对弈中，两位骑手需要手持长矛，并用彩纸精美地装饰自己的坐骑。“一位给马套上盔甲”“另一位像个猎手”，后者的坐骑涂上了极其滑稽的图案只为“逗国王一笑”。其实在前面的章节，我们已经提及亨利七世与基尔代尔伯爵杰拉尔德·菲茨杰拉德有趣的会面。尽管有时，亨利七世总是习惯摆出严肃的面孔，但他绝不是一位阴沉易怒的人。亨利七世精通法语和拉丁文，但不懂西班牙语。亨利七世经常与英格兰王国驻法兰西王国大使通信，并且十分喜爱法兰西文学。亨利七世虽然称不上博学多才，但非常热爱学习且重视孩子的教育。亨利七世的宫廷一直对学者开放，托马斯·莫尔爵士和鹿特丹的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甚至去过亨利八世的保育室。那时，亨利八世还只是个八岁的小男孩，他曾用自己卧室的笔为尼德兰著名学者鹿特丹的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写字。通过观察亨利八世自幼对写作的热爱，我们不难推测出亨利七世应该同样拥有较高的文学素养。

圣奥尔本子爵弗朗西斯·培根还指出亨利七世喜欢晋升神职人员和律师，尽管这有助于他的行事自主权但无助于他的安全。英格兰国王执政的传统是向身边的贵族寻求建议，有时，亨利七世也遵循这一传统行事。但在亨利七世的思维里，相较神职人员的易于掌控，贵族们反而容易包藏叛逆心，需要严加管束。此外，通过提高待遇，亨利七世奖励神职人员的辛勤工作—而且这不用动用王室财产。律师可以为亨利七世提供必要的专业咨询。同样，律师们也渴望得到提拔。

我们并不了解亨利七世是否经常与神职人员讨论宗教议题，但他确实相当虔诚。前面的章节，我们曾提到亨利七世怀有一种十字军般的宗教情感。虽然没有留下关于宗教的深刻感悟或精神遗产，但在坎特伯雷，亨利七世曾成功地劝说一名异教徒归顺基督教，即使亨利七世并没有释放此人—因为他害怕这种仁慈的举动会鼓励口是心非的归顺。15世纪末，对异教徒，英格兰王国开展严厉的镇压，但采用的手段是让他们忏悔而不是火刑。亨利七世并不愿意看到基督教信仰的基础受到玷污。亨利七世对宗教的热忱受到了三任教皇的认可，每任教皇都授予他象征荣誉的剑和天鹅绒帽。也许亨利七世将教皇的事业与自己的执政生涯紧密联系地在一起。但他的确利用自己在罗马教廷的影响限制了教会权利，包括提供庇护在内的某些的古老权力，并制止了教皇滥用权力的行为。亨利七世的这种限制教会权力的权力主要是在教皇诺森八世那里获得的。

亨利七世还非常支持商贸往来和冒险探索。在他的鼓励下，1497年，塞巴斯蒂安·卡伯特从布里斯托尔出发，在航行途中发现了纽芬兰岛。四年前的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刚刚发现了新大陆。如果塞巴斯蒂安·卡伯特的弟弟桑托·卡伯特没有被海盗所害，桑托·卡伯特可能也会在亨利七世的赞助下有伟大的航海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