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康沃尔人与珀金·沃贝克之乱

精彩看点

欧洲各国对英格兰的态度—法西《巴塞罗那和约》—西班牙大使佩德罗·德·阿亚拉—西班牙希望英格兰加入神圣反法同盟—英格兰加入神圣反法同盟的障碍—法兰西王国再次入侵意大利—两难中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英格兰加入神圣反法同盟—唐·佩德罗·德·阿亚拉促进英苏和平—法军撤出意大利

亨利七世能够稳居王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拥有极高的财政信用。在亨利七世登基后第一年，即1485年他曾向英格兰议会借款六千马克，约合当时四千英镑。但最终，英格兰议会只同意借给亨利七世三千马克。亨利七世欣然接受了这笔打折的贷款，没有表示出任何不悦并准时偿还。因此，1488年7月，英格兰议会再次贷给他两千英镑。但根据某些权威记载，这次英格兰议会再次贷给亨利七世四千英镑。亨利七世再次按时偿还了借款。亨利七世对待借款向来谨慎小心，英格兰国内随后的革命和内战曾一度对他的财政信用造成影响，但一贯的准时偿付和日益坚实的财富积累很快恢复了他的信用。亨利七世将积攒的大部分财富用于购买珠宝。珠宝不仅为他的宫廷增加了几分贵气，更可用作日后贷款的担保。因此，在亨利七世执政早期，尽管他的财富逐渐增多，但他的个人财政记录仍显示他经常借贷，并且保证提前还款。

当英格兰王国与法兰西王国即将开战时，亨利七世忽然发现，向臣民寻求资金援助时似乎比向议会借款更加快捷有效。尽管理查三世曾颁布法案禁止向民间集资，但亨利七世仍打着所谓慈善的旗号从民间募集资金。根据圣奥尔本子爵弗朗西斯·培根爵士的记载，亨利七世曾以英格兰议会的名义寻求财政援助，但事实上，他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当时的英格兰议会也与现在的英国议会截然不同，亨利七世时代所谓大议会只能被认为是现代议会的雏形。大议会通常只在发生重大危机时才召开，议员包括王室贵族和重要城镇的领袖代表，这些议员所做决策的分量与今天英国议会议员所做的差不多。尽管英格兰王国与法兰西王国的战事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紧要关口，但1491年6月召开的大议会及时制止了亨利七世以慈善名义募集战争资金的行为。大议会的决议虽然没有受到普遍欢迎，但也没有引起全国性不满。

英格兰议会的反对并没有阻碍亨利七世实现他的意图。在英格兰国内，对法兰西王国宣战呼声甚高，这为以民众名义筹集战争资金提供了便利。因此，没法将这种筹集资金的行为称为敲诈行为。但值得注意的是，英格兰君主直接向富裕的民众和大公司索取资金这一权力极易被滥用，并且英格兰议会的议员们相信有关募集资金的旨意会给普通民众带来极大的财政压力。因此，毋庸置疑，来自议会的制裁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红衣主教约翰·莫顿负责撰写这些旨意，这些旨意更被称作“莫顿的餐叉”而广为人知。通过这些旨意，红衣主教约翰·莫顿指导着议员们的行为，根据圣奥尔本子爵弗朗西斯·培根记载，“亨利七世和红衣主教约翰·莫顿如果在需要钱的时候就财政紧张，就会强调自己必须要拿到这笔钱，并将这笔钱储蓄起来；如果需要钱仅仅是为了继续大手大脚，那么他们会说自己必须要拿到这笔钱来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准；总之，他们总有合适的理由。”这样的评论听起来未免有些残酷，圣奥尔本子爵弗朗西斯·培根也曾用类似的话语形容过亨利七世，说亨利七世“利用战争谋取双倍的好处：一方面亨利七世以发动战争为由向民众敛财，另一方面他以维护和平为由敲诈对手”。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英格兰民众都资助了战争，以慈善为名收集资金这种行为本身就不合法。当英格兰王国与法兰西王国和解之后，以前没有捐钱的民众自然认为自己不必再交钱，但三年后，亨利七世颁布了一条法案，规定苛捐具有可回溯性，强迫所有欠款的心存侥幸的民众重新补交全部的金额。

理查德·恩普森（左）、亨利七世（中）和埃蒙德·达德利（右）

亨利七世在执政早期所执行的苛捐杂税政策贯穿了他的整个执政时期。在禁止英格兰君主向民间筹集资金这条议会法案颁布的那年，伦敦市议员威廉·卡佩尔爵士因为被理查德·恩普森爵士这位著名讼棍以莫须有的罪名控告，根据旧法规定需要缴纳两千七百英镑的罚金。最终，威廉·卡佩尔爵士获取亨利七世的同意将罚金减少到一千六百英镑。此案和以后一系列与理查德·恩普森和埃蒙德·达德利相关案件的判决结果一样，都具有双重目的：一是增强法律的权威性；二是以不易引起民众抱怨的方式填充国王的财库。除此之外，国王的威望也极大地提升了。亨利七世希望以这种方式保证自己有充足的财政收入。与此同时，在最大程度上，这样做避免了国民承担过重的赋税。而英格兰人，尤其是那些像约翰·福蒂斯丘爵士这样的政治家和大法官，都希望亨利七世能有自己的财政收入，而不是靠议会的保证金生活。相比以前的英格兰君主，亨利七世更能深刻地理解财富是权力的重要来源。亨利七世甚至亲自记账，很多流传至今的账本上还保留着他关于每项特定收入和支出的笔迹。

弗朗西斯·培根

对亨利七世来说，增强法律的威慑力比充实国库更加艰难。尽管许多严重的罪行都可以通过支付高额罚金的方式来逃避处罚，但对那些臭名昭著的案件，还是需要采取严厉的处罚方式。据说，对罗伯特·克利福德爵士揭露的英格兰国内密谋支持珀金·沃贝克一案，亨利七世早有察觉并提前做好了准备。亨利七世已经怀疑威廉·斯坦利爵士很久了。现代读者很难了解此案的真相，因为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关此案的判决或法令。众所周知，这一时期叛国罪是极其严重的罪行，我们只能从圣奥尔本子爵弗朗西斯·培根对案件的描述来判断事实的真相。在自己的书中，圣奥尔本子爵弗朗西斯·培根指出威廉·斯坦利爵士曾对罗伯特·克利福德爵士说过，如果珀金·沃贝克真的是爱德华四世的儿子，那么自己绝不会用武力反抗珀金·沃贝克。但也有当代作家声称威廉·斯坦利爵士曾经承诺将资助珀金·沃贝克的谋反计划，这类描述可能更接近事实真相，否则我们很难解释，亨利七世为何狠心处决了自己在战场上曾经的救命恩人和辅佐自己登上王位的功臣。

威廉·斯坦利爵士被处决后，也许接下来，亨利七世希望展示一下自己实施仁治的决心。1491年10月召开的英格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有悖时代精神的法案，就连一个世纪后为亨利七世撰写传记的圣奥尔本子爵弗朗西斯·培根都将这一法案称作“一项非常奇特、公正却不太合法，与其说是未雨绸缪，不如说是宽容大量的法律”。这项法律规定，凡是为事实国王^[1]效力的人可免遭法律程序和国会法案的指控。在亨利七世看来，惩罚那些为理查三世效力的人似乎有失公允，因为他们只是在尽自己的职责。如果不这样做，每个人都将有权探究国王的头衔是否合法—而这在当时是极其危险的举动。因此，在当时，这项法律的颁布毫无疑问充分体现了公正性，它明确反对现任议会在剥夺公民财产和其他方面束缚下任议会的权力。但圣奥尔本子爵弗朗西斯·培根将这项法律描述为“与其说是政治手段，不如说是宽宏大量”，让我们不禁疑惑，亨利七世是否真的是因为宽宏大量才颁布了这项法律。圣奥尔本子爵弗朗西斯·培根准确地观察到这项法律会削弱亨利七世对支持者的控制权，因为他的支持者们的生命财产已经得到了保护，没有必要再为国王拼死血战了。但正如圣奥尔本子爵弗朗西斯·培根所说：“它肯定会赢得民众对国王的爱戴，并为国王收获民心，因为国王将自己的安危放在了民众的性命安全之后。但它也同时切断了国王与其支持者之间的联系，让其支持者觉得没有必要在战场上拼尽全力，因为无论是坚守阵地还是逃离战场，他们的生命财产都得到了保障。”圣奥尔本子爵弗朗西斯·培根似乎通过这些言语在解读自己的疑惑。亨利七世统治前期，曾经剥夺过某些人的公民权及财产权，并且引起当时社会的恐慌。这项通过的新法律尽管没有排除所有风险，但无疑也是对付约克家族阴谋的有效手段。

这次在1491年10月召开的议会还以确保公平的名义通过了关于追缴慈善税务的法案，声称是应已经缴纳这项税款民众的强烈呼声而制定的。此外，本次议会还通过了一项有助司法公正的法律，对民事诉讼中做出错误裁定的陪审员进行惩罚并剥夺他们的人身和财产权利。上述立法主要出自亨利七世巩固自身执政地位的考虑，因为同时保护了民众的利益，所以收获了广泛支持。只有在这种稳定安宁的环境下才能推行公正的立法工作，解决过去遗留的各种不公正问题和纠正以前太过严苛的法律。在国内外，亨利七世的地位都显著提高了。此时，滞留在苏格兰的珀金·沃贝克已经被奥地利大公哈布斯堡的菲利普抛弃，英格兰王国和佛兰德斯伯国之间的商贸往来也重新恢复。尼德兰不会再为任何英格兰的叛党提供庇护，即使是在勃艮第公爵夫人约克的玛格丽特的领地也不能这样做。除了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查理八世（因为他们与英格兰王国的利益相悖，所以最好与之保持距离），所有的欧洲王室都努力与英格兰王国建立友好关系。

这一时期，苏格兰对亨利七世来说依旧为是非之地。在詹姆斯四世和珀金·沃贝克对英格兰王国北部实施入侵后不久，在威斯敏斯特宫，亨利七世召集了一届大议会，英格兰所有主要城镇都派出代表参会。议会召开十四天后，议会代表都同意向亨利七世提供十二万英镑的资金，用于防御苏格兰王国的入侵。除此之外，英格兰议会还将提供给亨利七世额外四万英镑的贷款。在1497年1月16日再次召开的议会上，英格兰议会又以拨付补贴的形式正式通过了十二万英镑的保障资金。但亨利七世的代理人们立即开始收取这项资金，最初是从伦敦索取这项资金，后来又将索取范围扩展到英格兰其他地区。而亨利七世以前颁布的关于追缴慈善税款的法令也开始生效。最终，亨利七世多筹得了一万八千英镑的资金。圣奥尔本子爵弗朗西斯·培根关于亨利七世所发动的战争“总是能给他带来无尽的财富”的评价就是出自这里。

然而，亨利七世先后获得贷款、补贴和慈善税款的行为引起了不小骚动。率直的康沃尔人开始对苛捐杂税窃窃私语，认为亨利七世此举是通过夸大“一点极易平息的苏格兰暴动”来敛财。一位名为托马斯·弗莱莫克的律师更是煽风点火地表示，从来没有以防御苏格兰王国入侵为由拨付如此高额的补贴，正确的防御方式应该是扩大兵役而不是敛财。托马斯·弗莱莫克还说亨利七世这样做不过是为防止大批来自康沃尔人的武装抗议活动。按照以往方式，如果发生武装抗议活动，反抗者不敢透露出自己任何不忠诚的想法，而只能寄希望这些给亨利七世出馊主意的顾问们早日被撤职。一位来自博德明的名叫迈克尔·约瑟夫的铁匠也像托马斯·弗莱莫克一样忙于煽风点火，激起民愤。他们两人还担任了前往伦敦游行队伍的领袖。这支游行队伍带着弓箭和盾牌等简单武器，平安无事地经过了德文郡，但在萨默塞特的汤顿杀害了一名同意向亨利七世提供补贴的议员。奥德利男爵詹姆斯·塔切特在韦尔斯加入了这支队伍并成为这支队伍的领袖，并且带领众人在一路没有遭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前往索尔斯伯里和温彻斯特两地。由于他听说肯特人最具有自由精神，托马斯·弗莱莫克决心前往肯特。然而，虽然在沃特·泰勒和杰克·凯德的领导下，肯特的民众给以前的英格兰国王制造了不少麻烦，但他们的起义只是出于对政府不公正和无序治理的不满。他们丝毫不会同情这群反抗合法赋税的叛军，而且此时，肯特人对亨利七世万分忠诚。因此，当这支叛军进入肯特郡时，其成员发现他们得到的同情和支持甚至少于沿途经过的英格兰其他地区。

索尔斯伯里

这次从康沃尔爆发的起义令亨利七世感到十分吃惊和困惑。他原本派出由贾尔斯·多布尼勋爵率领的军队北上抗击苏格兰王国的入侵，听到起义消息后又将北上的军队召回，仅派萨里伯爵托马斯·霍华德北上防御苏格兰王国的入侵。亨利七世自己则率领军队离开伦敦，一路向西行来到伍德斯托克。但出于谨慎，亨利七世没有下令攻击叛军，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军队经过漫长的远征一定无比疲惫。在吉尔德福，叛军与贾尔斯·多布尼勋爵的队伍几乎相遇。最后，在布莱克希思，贾尔斯·多布尼勋爵的军队驻扎下来，那里可以俯瞰整个伦敦。此时，亨利七世也率军从伍德斯托克返回，并在圣乔治牧场加入贾尔斯·多布尼勋爵的大军。此时，圣乔治牧场已经解除了警戒，因为除了亨利七世和贾尔斯·多布尼勋爵的部队，牛津伯爵约翰·德·维尔、埃塞克斯伯爵亨利·鲍彻和萨福克伯爵约翰·德·拉·波尔手下的部队也在附近驻扎。1497年6月17日早上，支持亨利七世的大批军队将叛军包围，贾尔斯·多布尼勋爵的军队则向着伦敦方向逼近叛军的驻扎地。之前在肯特的冷遇使叛军备受打击。被支持亨利七世的军队包围后，叛军迅速溃败。但在战事初期，贾尔斯·多布尼勋爵还是被叛军暂时包围并陷入危险境地。一万五千名叛军中有超过两千名士兵被杀，包括三位首领即奥德利勋爵詹姆斯·塔切特、托马斯·弗莱莫克和迈克尔·约瑟夫在内的许多叛军成员都被俘虏。

泰伯恩的刑场

亨利七世尽管最终取得胜利，但仍展示了自己仁慈的胸怀。奥地利勋爵詹姆斯·塔切特被套上纸做的盔甲，盔甲上面画着他家族颠倒过来的盾形纹章，游街示众后在伦敦塔被处决。托马斯·弗莱莫克和迈克尔·约瑟夫则在泰伯恩的刑场施以绞刑后开膛分尸。除了被处决的三位叛军首领，其他叛乱的参与者都得到亨利七世的赦免。在对康沃尔叛乱的处理中，亨利七世展现的仁慈与他对珀金·沃贝克的军队在迪尔登陆后的表现大相径庭。那次，亨利七世处决了约一百五十名叛军。毕竟这次叛军是被其领袖哄骗、不满过重的赋税才决定反抗的，而且没有造成过多骚乱。但珀金·沃贝克率领的是一群支持叛党的雇佣军，两者有本质区别。然而，亨利七世对起义的宽宏大量并没有产生好的结果。康沃尔人反而变得更加嚣张和叛逆，并认为亨利七世不敢绞死叛军的所有成员是因为亨利七世担心这样做会让自己统治的民众数量减少。康沃尔人对珀金·沃贝克产生同情心理。在发布的宣言中，珀金·沃贝克谈到了亨利七世强取豪夺的税收政策，承诺自己上台后一定会禁止这类行为。康沃尔人给正在爱尔兰的珀金·沃贝克送话，“只要他在康沃尔登陆，当地人一定会为他效命”。

埃克塞特

这则消息振奋了萎靡不振的珀金·沃贝克和他的议会成员。珀金·沃贝克议会的三名主要首领，包括一位讨债的绸布商、一位裁缝和一位放债人。听到消息后，这三名首领立刻离开爱尔兰转而进攻康沃尔。珀金·沃贝克和他的随从们分别乘坐四艘小船向英格兰行进，在路上险些被逮捕。1497年9月，珀金·沃贝克和他的随从们到达怀特桑德湾，登陆后立刻前往博德明，前来投奔珀金·沃贝克的博德明平民多达三千人。接下来，珀金·沃贝克率领叛军又前往埃克塞特，哄骗当地人为叛军打开城门。然而，埃克塞特的民众却不为所动。他们做好防御准备并等待亨利七世的援兵到来。这支叛军因没有大炮和其他军械，只能放火烧城门。但城门还没烧完，埃克塞特当地的民众就将成捆的柴枝和其他燃料将城门封堵起来，然后再点燃这些东西以火攻火。另外，埃克塞特当地的民众还在城内筑起防御土墙并挖好深沟。因此，叛军既没能突破城门也没能爬过城墙。

与此同时，珀金·沃贝克必定认识到自己的事业已经达到终点。这是他第二次踏上英格兰的土地。以前，珀金·沃贝克虽然能得到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援助，但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英格兰人民的支持。这次入侵英格兰虽然得到康沃尔人的支持，但无疑，他也预测到结局一定会像过去一样悲惨—这次他既丧失了逃走的机会，又无法再得到其他国家王室的援助了。听到珀金·沃贝克包围埃克塞特的消息后，亨利七世十分欣喜，因为珀金·沃贝克在陆地上无路可退。接下来，亨利七世派出贾尔斯·多布尼勋爵、威洛比·德布罗克勋爵和其他人率领各自的军队前去埃克塞特解围。在这些军队到达之前，在没有王室召集的情况下，英格兰西部的贵族就迅速带领军队前去解困了。白金汉公爵爱德华·斯塔福德和很多勇敢的绅士也拿起武器，不等亨利七世的军队准备就绪就集结起来。由于害怕在埃克塞特遭到包围，珀金·沃贝克带领军队前往萨默塞特郡的汤顿。珀金·沃贝克假装整天忙于备战进攻伦敦，半夜却和他的骑兵一起逃到汉普郡的比尤利修道院并躲在里面避难。亨利七世的骑兵迅速包围了比尤利修道院，等待亨利七世下一步的旨意。

此时，珀金·沃贝克的追随者群龙无首，未动一枪就乖乖地向亨利七世的军队投降。抵达埃塞克特后，亨利七世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因此，他高兴地将自己佩戴的剑送给了埃克塞特的市长，并下令从此以后要有专人持此剑来保护他。一小撮康沃尔叛军的首领由于自己叛乱行为带来的骚乱而遭到处决，亨利七世和他的顾问团则协商下一步如何处置珀金·沃贝克。亨利七世的有些顾问认为应该用武力将珀金·沃贝克从避难所里抓出来处决，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也应该会很乐意批准这种做法。但亨利七世认为这样做过于兴师动众了，他更倾向留住珀金·沃贝克的性命，并要求珀金·沃贝克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坦白和忏悔。珀金·沃贝克被带到伦敦，骑在马上走过伦敦大街小巷的他受到了伦敦市民的嘲笑和斥责。珀金·沃贝克做了全面的忏悔。亨利七世下令将珀金·沃贝克的忏悔供状刊印发行。珀金·沃贝克在忏悔供状中详细描述了他的出身和人生经历，非常细致地列出了他在图尔奈的双亲和其他亲属的具体姓名。珀金·沃贝克的妻子凯瑟琳·戈登被丈夫抛弃在圣迈克尔山。随后，凯瑟琳·戈登又被带到亨利七世面前。由于凯瑟琳·戈登高贵的出身、姣好的面容和悲惨的遭遇，亨利七世对她十分照顾，并把她送到伊丽莎白王后身边。凯瑟琳·戈登得到了一笔很可观的津贴来维持日常生活开销，即使在亨利七世去世后，她仍然享受这笔津贴。

对珀金·沃贝克的这次叛乱，亨利七世没有赦免全部的叛军，而是采取了一种既仁慈又独特的惩罚方式。他任命托马斯·达西勋爵和其他特派员对影响或参与援助珀金·沃贝克和迈克尔·约瑟夫的人处以罚金，具体罚金数额由他们所持的财产而定。这样做也是为展示亨利七世的威严。上次起义后,康沃尔人还以为国王有所畏惧。在英格兰各地，上百名特派员十分严厉地收取罚金，没有放过任何一位曾涉及起义或叛乱的人。许多修道院院长或其他宗教领袖也被迫要求反省他们以前的行为。在接下来的若干年中，罚金可以分期偿还。以此在起义被镇压多年之后，让被罚者仍然牢记亨利七世的仁慈之举。收取罚金的过程被记载在特殊账目上，其中有两卷流传了下来。账目上没有写明哪些郡区的责任最大，只是提及了萨默塞特郡、多塞特郡、威尔特郡和汉普郡等地方。最终，罚金总额高达一万三千英镑，亨利七世撰写的备忘录记载第一次征收时间是这次叛乱发生后三年半—1501年复活节期间。1506年3月，由特派员之一的圣保罗大教堂本堂神父罗伯特·舍博恩（后来成为圣大卫教区主教）收缴的最后一笔八十英镑的罚金入库。

【注释】

[1]指英格兰王国的实际最高统治者，尽管这名最高统治者的头衔并不一定是国王/女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