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宁宗在位后期开始，南宋政权内外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开启了向晚期过渡的历史进程，史弥远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史弥远出身于崛起中的史氏家族，父亲史浩以孝宗“旧学”的身份荣登相位，其成功的仕宦生涯给史弥远极大的启发，使他找到了一条通往权力巅峰的捷径。史弥远并没有像很多人一样拜倒在当朝权贵如韩侂胄的门下，如果那样的话，恐怕他也只能是历史中另一个泯然无名之士，他将目光直接投向下一代最高统治者，与其建立直接、亲密的私人关系，这是史弥远从其父亲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也是他走向辉煌的关键。

在本质上，史弥远-赵曮与韩侂胄-宁宗的关系具有某种内在一致性。赵曮在未来继承宁宗的帝位，史弥远取代韩侂胄在外朝的位置，史弥远对这种未来权力格局的变化早就有明确的设想，并已经展开积极的规划。因此他要确保赵曮位置的稳固，清除赵曮继承皇位的障碍，这是他与杨皇后合作的基础。权力的更迭是根本性的矛盾，玉津园之变是两代政治领袖争夺未来领导权的必然结果。史弥远在此过程中展现出的超前的政治眼光，是同时代的其他政治家如钱象祖、卫泾等人难望项背的。

史弥远的策略显然是成功的，凭借赵曮的支持，他登上了相位，走上了专权之路。这种经历也使他在赵曮突然去世、赵竑成为皇子后，敏锐地意识到其中潜在的危险。他最终驱逐了赵竑，拥立出身低微的理宗登上帝位，再度与皇权建立起同进退的命运共同体。无论立理宗、舍赵竑的“舍昏立明”还是玉津园之变，都源于史弥远同样的政治诉求，即与未来的皇权建立直接的私人关系，确保自己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峰。

史弥远个人在权力阶梯上的攀登，对于整个南宋时局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先是权力中枢的更迭，继而是帝位的传承。但还不止于此，它触及南宋的对外政策，进而影响到南宋国运的走向，这一点恐怕是史弥远本人也没有意识到的。对韩侂胄的政治谋杀，是打着正韩侂胄开边之罪的旗号进行的，这也意味着新的领导集体必须在政策方针上与韩侂胄反向而行，宋金之间“嘉定和议”由此达成。嘉定和议中被视为丧权辱国的条款，招致以道学群体为核心的清议分子的批评，史弥远与他们之间一度融洽的关系出现裂痕。接下来的理宗之立和济王之死，导致史弥远与道学集团的关系彻底决裂。道学集团力主灭金、拒绝联蒙，史弥远愤恨之余，遂在外交政策上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与金维持不战不和的态势，另一方面与蒙古保持和好的关系。史弥远意图采用以夷制夷的传统策略，使金、蒙互相牵制，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可当金朝灭亡成为定局后，南宋独自面对咄咄逼人的蒙古，再想置身事外已不可能，除了与蒙联合灭金，事实上已没有其他选择。

联蒙灭金，申雪了赵宋百年之耻，就在金朝灭亡的前夕，史弥远也走到人生的尽头。史弥远之死并不意味着其政治影响力的终结，在“后史弥远时代”，渊默十年终于亲政的理宗亟待在南宋政治上打下自己的烙印，颇有更化之举；备受史弥远打压的政治势力也要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建功立业，南宋政权遂展开以恢复中原为目标的端平入洛。端平入洛招衅纳侮，不但使南宋国力大损，而且带来一个比金朝更为难缠的对手，宋蒙之间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南宋也走上了覆亡之路。

参考文献

1.［美］戴仁柱（Richard L. Davis）著：《丞相世家：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刘广丰、惠冬译，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2.黄宽重：《晚宋朝臣对国是的争议：理宗时代的和战、边防与流民》，《“国立”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