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史家指出，南宋王朝153年的历史，孝宗统治年间可谓是最平淡的时期。对外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仅有的一次北伐，无论从规模还是影响看，都不能与此前的宋金战争和此后的开禧北伐、宋蒙战争相比。在内则一直是政局平稳，君臣相安，既看不到类似高宗时秦桧独揽朝政的局面，也没有出现像宁宗、理宗时史弥远擅自废立那样的重大事件。这样的观察自然有其道理，却有些流于表面。稍微转换一下视角，从南宋深层政治结构递嬗的角度剖析，便会发现孝宗时代的特殊性，以孝宗为中心，南宋政治接连出现了两次太上皇-今上的二元权力格局，给时局带来极大影响。

太上皇-今上的二元架构，带来的不是权力的转移，而是皇权的分裂，因此它具有不稳定性。正如杨万里所言，皇权“非可共理之物”，“自古及今，未有天下之心宗父子二人而不危者”。这一点在北宋末年的徽、钦二帝身上已经清楚地显现出来。面对大举压境的金兵，徽宗匆忙将皇位禅让给钦宗，自己连夜出京逃往东南，隐然有另立朝廷之势。钦宗不甘心成为第二个唐睿宗，迫使太上皇启程还京，随即将之软禁。父子二人爆发出尖锐的冲突，错失出幸避敌的时机，最终双双沦为阶下之囚。

高宗与孝宗形成的二元架构非徽、钦时期可比，它一方面不必承担如靖康时那样强大的外部压力，另一方面其内部结构也相对要稳定得多。高宗禅位出于自愿，而非徽宗那样迫于时势。在高宗与孝宗各自的心里，也并不存在相互的猜疑，高宗不想再次复辟，孝宗的皇位完全出自高宗的赐予，“得非所望，故能竭孝展恩”。在孝宗与高宗的关系中，高宗占据无可置疑的主导地位，这是为孝宗所认可的，父尧子舜的赞誉背后，是孝宗对高宗指示的无条件服从。迫于高宗的压力，孝宗放弃了自己恢复旧疆、中兴宋室的理想，与金达成和议。《鹤林玉露》说：“孝宗初年，规恢之志甚锐，而卒不得逞者，非特当时谋臣猛将凋丧略尽，财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寿圣志主于安静，不思违也。”

尽管如此，太上皇的干预，仍极大地削弱了今上的权威，孝宗时时刻刻感受到来自臣下的轻忽，他的潜意识中也偶尔会表露出皇权受到侵夺的不满。太上皇和臣下从两个方向挤压着孝宗的帝王心理，他意识到高宗给他权威带来的动摇，亟欲更多在朝政上打下自己的烙印，又对大臣充满提防心理，宁愿事必躬亲，也不以责任臣下。很多大臣抱怨孝宗管得太细，批评孝宗尚未理解治国之道，可是他们不曾设身处地为孝宗着想。高宗尽管做了太上皇，仍然继续着做皇帝时的作风，把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权抓在手中，孝宗也只能去处理一些具体的行政事宜，来宣示自己的存在。在孝宗而言，实有其难言之苦衷。

高宗是幸运的，他托付得人，孝宗对他言听计从，又性格坚忍，能够将皇权受到侵夺的压力，通过躬亲庶政的形式排解出去。然而当孝宗想要把类似的权力结构移植到他与光宗的关系中时，却带来悲剧性的结局。光宗较孝宗拥有更强烈的独占皇权的意识，不甘心皇权受到孝宗的分割。在他心中，来自孝宗的压力，他自己要求独尊的意志，乃至李后的教唆，儒家的伦理规范，这数种力量一直处于激烈交锋中。光宗没有孝宗那样坚忍的性格，几种力量的交锋给他带来的是毁灭性的结果。孝宗与光宗之间的父子关系，也终因太上皇-今上的权力结构而被撕扯得四分五裂。

参考文献

1.陈国灿、方如金：《宋孝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

2.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3.王德毅：《宋孝宗及其时代》，《宋史研究集》第十辑，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8年。

4.柳立言：《南宋政治初探——高宗阴影下的孝宗》，《宋史研究集》第十九辑，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学术著作编审委员会，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