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人的入侵结束了北宋的统治，康王赵构抓住机遇，建立起南宋王朝。南宋与北宋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与宋太祖和宋高宗两个“开创之主”的性格和能力密切相关。宋太祖拥有卓绝的政治军事才能、宽广的心胸和眼界，他从一开始就对军队有着绝对的掌控力，依靠实力超群而又忠心耿耿的军事力量，在诸割据政权中脱颖而出，再造一统。宋太祖的自信、从容注入国家政权的性格中，在他统治之下的宋朝，始终呈现出一种蒸蒸日上的上升势头和横扫六合的帝王之气。

相比之下，宋高宗只是生长于富贵之家的纨绔子弟，如果没有靖康之难，他只会在悠游无事中度过平凡的一生。时势的无常以及偶然的际遇，将他推上了王位，却未能赋予他相应的才能与气度。他生逢国家丧乱，从即位开始就在金人的威逼追击下辗转逃徙；他手中没有可靠的军事力量，不得不处处仰人鼻息，忍受武将们的倨傲不臣。在艰难的环境中，他能考虑的仅有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所谓的“恢复”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当面临保全自身与复祖宗社稷的选择时，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保，头也不回地逃到江南，对身后陷落的大片土地和子民弃若敝屣。

高宗的皇位和权力来源并不“合法”，他没有得到来自父兄的传位，援立他的只是一个连自己身份都存在瑕疵的前朝废后，因此他不得不时时面对敌方乃至己方臣下对其皇位正当性的挑战和质疑。他心心念念的，只是如何证明自己皇位的合法性。当金人终于同意承认南宋政权的存在时，他立刻“不惮屈己”，也要迎回徽宗梓宫和生母，以完成宗庙祭祀的一贯性。高宗不自信和求自保的性格，塑造了南宋的基本格局，使南宋只能成为一个偏安东南一隅的江南政权。

南宋与北宋之间又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来源于政治主体和他们的集体记忆。宋太祖鉴于唐末五代武人跋扈的弊端，定下“以文治武”的国策，罢去统兵大将的兵权。宋太宗两次征辽失败，于“内忧”和“外患”的重要性上作出了明确的区分，“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从高宗的言行中，明显可以看到太祖、太宗思维的延续，与金对峙的“外忧”固然重要，但大将专兵的“内患”才是致命的威胁。郦琼兵变释放出兵柄倒持的危险信号，高宗马上调整重心，与金展开议和，而加速收兵权的进程，这一决策显然影响了南宋政权的格局。

南宋政权最大的政治基础，是士大夫们对于宋王朝的深厚的信赖，在几度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们并没有背离宋朝，“于天下虽无片土之安，而将帅、牧守相持以不为女直用”。士大夫们在归附南宋的同时，也带去了有关“祖宗家法”的集体记忆。北宋仁宗时，武将狄青由于战功而被擢任为枢密使，引起士大夫们的集体抗争，欧阳修曾有过如下议论：

臣窃见枢密使狄青，出自行伍，号为武勇，自用兵陕右，已著名声，及捕贼广西，又薄立劳效。自其初掌机密，进列大臣，当时言事者已为不便。今三四年间，虽未见其显过，然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推其所因，盖由军士本是小人……且武臣掌机密而得军情，不唯于国家不便，亦于其身未必不为害。

南宋初年，罢大将兵权而收归中央，并不是某一个人的个人意见，而是士大夫群体的集体呼声，其逻辑与欧阳修同出一辙。在他们的措置下，诸大将被迫离开军队。王夫之感叹道：“呜呼，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鉴陈桥之己事，惩五代之前车，有功者必抑，有权者必夺。即至高宗，微弱已极，犹畏其臣之强盛，横加锓削。”在“祖宗家法”的强大约束力下，岳飞等人被罢去兵权有其必然性，然而罢去兵权与岳飞之死又并不必为因果。岳飞之死，实是高宗君臣个人胸襟、能力的展现，与太祖“杯酒释兵权”的从容自若相比，于连续性中更展现出两代君主的悬殊差距。汉初韩信说：“‘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高宗君臣在狡兔未死、高鸟未尽、敌国未破之时，自撤藩篱，已安于一个江南政权的规模。

参考文献

1.王曾瑜：《宋高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

2.［日］寺地遵著：《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刘静贞、李今芸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