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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宋 我们的宋朝
1.8.4 结 语
结 语

《宋史》的编纂者脱脱评价宋徽宗,说他“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可谓入木三分。平心而论,宋徽宗并非晋惠帝那样的无能之辈,也不是如孙皓之流的暴虐之主,甚至可以说,他的才智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地步。面对即位初年错综复杂的形势,在政坛摸爬滚打多年的一众大臣环伺身边,作为一个年仅18岁、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少年,徽宗没有表现出任何慌乱无措,反而举重若轻,波澜不惊地度过一次次政治风浪,这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做到的。

徽宗的问题在于,他并不想承担帝王的责任,不愿把才智用于劳心费神的治国理政上,而是沉醉于湖光山色、金石书画的世界。蔡攸曾对宋徽宗说:“所谓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几何,岂徒自劳苦!”徽宗深以为然。在徽宗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两种角色的错位,他分明是一个放浪逸豫、风流蕴藉的魏晋名士,却不幸成为一个君临天下、生逢国难的帝王。北宋末年,积弱积弊的王朝就像一个久染沉疴的病人,指望着徽宗来妙手回春,扶大厦之将倾,显然不切实际。

历来检讨北宋灭亡的原因,都归因于徽宗君臣确定的联金灭辽政策,可以仔细思考,联金灭辽之策的提出,并不是一个轻率鲁莽的决定,有其历史背景和内在逻辑。就动机而言,宋朝与金订立海上之盟,目的就在于收复燕云地区。燕云地区的战略意义已无须赘述,靖康之难已经以一种残酷的方式,展现出该地区对中原王朝的重要性。燕云一日不复,宋朝便无一日之安宁,所以宋自太祖建国起,便孜孜不息以收复燕云为念,即便宴安如徽宗,看到机会也不惜一战。从这个角度来看,宋朝做出联金灭辽的选择是无可非议的。

以当时的战争形势而言,联金灭辽并不为失策。摆在宋朝面前的选择,无非是联金灭辽、援辽抗金、保持中立三种。假如在金、辽交战初期,宋、辽能够联合起来,在军事和外交两方面给金朝施加压力,辽、宋的覆亡或许可以避免。但彼时辽朝统治者盲目自大,并没有把女真放在眼中,不可能寻求宋朝相助;宋军在技术上也不可能跨越辽境与金交战。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辽朝败局已定,宋朝与之联合也不可能再改变局势,只能开罪金朝。因此,援辽抗金其实只是一种纸面上的选择,实际中没有可操作性。而且即便宋朝保持中立,辽朝也一定会亡于金朝之手,这是可以断言的,届时宋朝将一无所获。所以,综合衡量各种选项,宋朝其实没有其他选择。

“靖康之难”的发生,并不在于联金灭辽的政策,而另有其他原因。首先,徽宗君臣对周边形势的发展缺乏前瞻性的预判。辽朝的灭亡已经注定,但宋朝中央对辽朝灭亡以后的形势将如何演变却没有任何思考,高丽国王早就提醒徽宗女真的虎狼之性,宋人却并未在思想上和军事上有所准备,反而宴然自安,笃信金朝必定信守盟约,己方可以不劳而获地收回燕京旧地。金军南侵是有计划的行动,宋方则戒备松弛、没有针对性的御敌准备,这是“靖康之难”发生的重要原因。

其次,“靖康之难”的发生,根本上在于宋朝军事实力的孱弱。宋军连苟延残喘的辽军残部都不能战胜,反而遭受惨败,更遑论锐不可当的女真了。这种军事上的弱势不能完全归咎于徽宗,宋自建国以来的“祖宗家法”难辞其咎。“以文治武”,于是统兵大员必以文官担任,士人竟趋科举而军士为人所贱。有才能的将领受到猜防,一代名将狄青乃至贬抑而死,得到任用者只能是一些才干平庸之辈,即便是志在大有为的神宗皇帝,也不免用李宪、王中正等宦官为将。由“以文治武”衍生出“重文轻武”乃至“兴文废武”,武将声势日趋衰弱,给国家带来巨大伤害。

“强干弱枝”的国策更是宋代诸多弊病的根源。太祖收天下精兵于京师,勤加训练,养成一支战斗力极强的禁军。但太宗两次北伐失败,中央禁军损失大部,后来增补的军队素质不能与此前相比;又自澶渊之盟后国家承平日久,训练废弛,将不识兵,兵不识战,战斗力已极为低下。中央禁军的衰落,直接造成宋代军威的不振。而地方在经过宋初收缴权、财、兵以后,更是日渐困弱,守备废弛,无力自保。这些制度性的因素致使宋朝军事实力大损,积弊日久,又恰逢徽宗这个无意于治国劳苦的皇帝,积弱之势遂不可救治。

而徽宗在强敌压境之下的一系列举措,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为了尽快撤离京城,徽宗将皇位禅让给钦宗。但钦宗毫无治国理政经验,识见不明,犹豫而寡断,在危急存亡之秋,避敌、战守迟疑不决。徽宗逃到东南地区后,隐然另立一中央,父子间产生尖锐冲突。钦宗不得不时时防备肘腋之变,自然也不愿听从徽宗出幸避敌的意见,最终被困于强敌围困的孤城中,父子双双沦为阶下之囚,北宋国祚也至此告终。

靖康之难的惨烈给宋朝君臣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南宋150年间,人们始终对此耿耿于怀,报君父北虏之仇、雪百年含垢之耻的呼声不绝于耳。在宋人眼中,“女直乃吾不共戴天之仇”。某些特定的情境下,是否主张北伐,已经成为评判忠奸的政治标准。理宗时期,乔行简权衡局势,提出:“蒙古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金,昔我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宜姑与币,使得拒蒙古。”也就是说,金朝虽与南宋有深仇大恨,但现在已成为屏蔽蒙古的藩篱。然而受仇金情绪的影响,很多人无法理性地思考这一策略的可行性,太学生竟群体上书请诛乔行简以谢天下。经历了孝宗隆兴、宁宗开禧两次北伐失败以后,终于在理宗端平年间,在宋、蒙夹击之下,与赵宋王朝对峙了一百余年的金朝灭亡了。金哀宗遗骨、法物等被送到临安,理宗在徽、钦二帝画像前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南宋举国上下沉浸在报仇雪耻的喜悦中,可他们却全然忽略了“大敌为邦、抱虎枕蛟”的严峻形势,很快就不得不应付另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

参考文献

1.任崇岳:《宋徽宗、宋钦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

2.游彪:《靖康之变:北宋衰亡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3.[美]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著:《宋徽宗》,韩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