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军节节进逼，徽宗君臣不能再等闲视之。宣和七年十二月，徽宗遣陕西转运判官李邺携黄金一万两出使金营，请求金军暂缓进攻，以争取时间。同时，徽宗下达两道诏书：其一命河北、河东加强守备；其二命陕西将领率军至开封勤王。徽宗深知，缓师求和金人不一定接受，勤王之师也未必能够抵御金军的锐利攻势，他的真正想法是走为上策，尽快逃往安全地区，徐图复兴。这一想法也得到一些大臣的支持，蔡绦《北征纪实》里提道：“太平之久，人不知战，又不善守，……况以万乘至尊，岂宜与小虏所遣两偏将角胜负存亡，欲存孤城于无救之地。且本朝建国用意与前代置藩镇规模自异，则外无重兵，不可赖之。”蔡绦的兄长蔡翛也上言：“都邑不可守，籍守亦必破，况天子不乘危。”宰执大臣们每日讨论如何将朝廷迁移到东南地区，并安排船只运输宝货，以早做准备。

徽宗原计划由太子赵桓留守开封，自己出幸东南避敌，因此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御笔手诏：“皇太子除开封牧，余依故事，……付翰林草制。”不料这一安排引起朝中人情震动，很多人认为出幸避敌是弃宗庙社稷于不顾，坚决反对。他们提出，如果徽宗执意出幸，应当传位于太子。太常少卿李纲对给事中吴敏说：“巨敌猖獗如此，非传以位号，不足以招徕天下豪杰。东宫恭俭之德闻于天下，以守宗社可也。”大臣们的执意反对，使蔡攸也心存顾忌，他早知徽宗有内禅之意，便接纳李纲、吴敏的建议，引吴敏面见徽宗。

十二月二十三日，童贯接到金人牒文，其中说：“赵佶越自藩邸，包藏祸心，阴假黄门之力，贼其冢嗣，盗为元首，因而炽其恶心，日甚一日。昏迷不恭，侮慢自贤，谓己有天命，作虐无伤。”徽宗看后涕泪俱下，顿觉祸难临于己身，说道：“休，休，卿等晚间可来商议。”当晚，蔡攸、童贯、张邦昌等宰执至玉华阁，徽宗忽然“气塞不省，坠御床下”。清醒过来后，徽宗以左手写道：“我已无半边也，如何了得大事。”群臣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徽宗又写道：“皇太子桓，可即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处龙德宫。”皇子赵桓至榻前即位，是为宋钦宗。

徽宗将皇位禅让给太子赵桓，意味着权力核心及其结构必将发生重大变动。钦宗即位后，徽宗时期的当权诸臣失势，受到清算。太学生陈东上书声讨：“况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败于内，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从而结怨于二虏，败祖宗之盟，失中国之信，创开边隙，使天下势危如丝发。此六贼者，异名同罪，伏愿陛下擒此六贼，肆诸市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这些人在位日久，党羽、门生布满中外，俱都惶惶不安，对朝廷产生一种离心力。在国难紧迫，亟须团结对外时，这种情形是极大的破坏。因此，徽宗骤然内禅，非常不合时宜。

徽宗临阵脱逃，将毫无治国经验的钦宗推上前台。钦宗即位后便昏招迭出，当天给河北、河东诸州军发布手诏：

勘会朝廷与大金国元自海上结约，积有岁时，使命交驰，欢盟无间。止缘守边之吏不能恪守誓言，容纳叛亡，致误朝廷，结怨邻国，以致兴师。既往难追，宜寻旧好，除已遣使知会外，仰河北、河东沿边州军严饬守备使司，务在持重，毋得轻举。

这道手诏承认容纳叛亡，咎在己方，则金人兴师问罪事属正当；又谕知河北、河东沿边州军，已经派遣使臣求和，不久将重复旧好，换言之，并不打算与金人作战，则河北、河东州军不需积极备战；金军已两路入侵，手诏竟然严饬河北、河东州军“毋得轻举”，难怪金军如入无人之境，宋方守臣只能被动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