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太后在历史上以不贪恋权力著称，她在垂帘时极谦挹，仅过半年便主动撤帘，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垂帘徒有其名。她与徽宗围绕当时的政事，特别是蔡京的去留而进行的争论，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对此后的政治路线变化有重要影响。

蔡京是章惇、蔡卞集团的重要成员，元符三年三月，韩忠彦和曾布谋求将蔡京贬出京城，却意外地遭到向太后拒绝。曾布亲自至帘前极力劝说，甚至以辞职相威胁，但向太后的态度却“毅然不可夺”，丝毫不顾及曾布的颜面。向太后表面上的理由是要留蔡京修完《神宗实录》，但更重要的是，蔡京与向太后弟弟向宗回、向宗良及宦官张琳、裴彦臣交通往来，是向太后保持与外朝联系、控制朝政的重要棋子。向太后不但不放蔡京离京，甚至想要安排蔡京升任宰执，在韩忠彦的劝说下，才打消这一想法。

曾布对此显然并不满意，他指使殿中侍御史龚夬和左正言陈瓘等人连续弹劾蔡京。朝堂上的纷争，使向太后不能无动于衷，她不待哲宗袝庙，于七月便提前宣告撤帘。徽宗原本设想太后撤帘后便退居宫闱，可向太后名义上归政，实际却预政如故，徽宗向曾布诉苦说：“（向太后）外间差除自不与，惟禁中及内臣事必须关白，凡章疏亦须呈单子来取看，稍不如意，煎迫极甚。”在徽宗策划下，朝堂再次掀起攻击蔡京的浪潮，目标却指向退居幕后的向太后。

陈瓘首先弹劾蔡京与向氏兄弟和宫中宦官内外勾结，指责向太后通过他们干预朝政。向太后大怒，“哭泣不食”，意图逼迫徽宗拔擢蔡京为执政。徽宗则展现出高超的政治手腕，他表面上重责陈瓘，将他贬出京城，实际上却是通过此举刺激台谏官员，将他们的怒火引向太后。他在接见臣僚时，露骨地暗示蔡京不能外放和陈瓘被贬都是太后的主意，自己无能为力，御史中丞丰稷和殿中侍御史陈师锡遂分别向太后上奏，言辞激烈地要求太后戒饬向氏兄弟和身边亲信，贬逐蔡京。徽宗又直接授意曾布及其弟弟曾肇上书太后，要太后“退安房闼，不与外事”。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向太后不得不妥协，表示如果再有大臣上书反对，便不再插手政事。不久，陈瓘在离京前再次上奏，指责蔡京“但欲陛下授柄于外家而已，此蔡氏之利，非宗社之福也”，继续向太后施压。徽宗对陈瓘的上书大加赞赏，“瓘言事极不可得，暂贬亦不久”，派人送给陈瓘黄金百两。十月，蔡京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终于被贬出京城，同时也意味着向太后彻底失去了对朝政进行干预的能力。

这场围绕蔡京去留的争论，背后其实是徽宗与向太后之间的较量，徽宗借助外朝宰辅、台谏之力取得了完胜，结束了帝、后共政的格局。“建中之政”的形成，本身就是帝、后两方面力量势均力敌的结果，随着向太后一方的失势，“建中之政”失去了平衡点，朝政很快向“绍述”神宗法度方向倾斜。徽宗此后既无反对者，又无制约者，得以独断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