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如愿即位，但面对的形势仍十分复杂，以赵似、朱太妃为首的政治集团窥伺左右。赵似不甘心失败，“有不顺之语”；朱太妃在宫中小动作不断，“禁中有放火者”；章惇、梁从政一内一外把持大权，“惇为首相，从政握亲兵，内怀反侧，但无可为尔”，“外则宰相，内则都知，皆在众人之上，又皆异意之人，朝夕亲近，岂得稳便”。

徽宗系由亲王入继大统，从执政班底到施政方针都准备不足，他对自己孤立的处境心知肚明，再三恳请向太后垂帘听政，目的是借助向太后之力来安抚各方。曾布对徽宗的心理看得最透彻：“皇帝践祚，内外皆有异意之人，上识虑高远，以此坚请太后同听政。不然，谁冀与为助者？”太后听政本是嗣君年幼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徽宗即位时已年满18岁，完全没有这种必要，所以向太后一再拒绝：“皇帝年长聪明，不须更如此。”但徽宗再三坚请，向太后只得同意，并明确表示待哲宗下葬后就将撤帘还政。

向太后听政仅半年，当年七月便卷帘，但短暂的帝、后共政格局，仍然给徽宗初年的政治打下深刻的烙印。向太后对哲宗时期的朋党之争并无过激偏见，政治上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有甚熙宁、元丰、元祐、绍圣，但是者则用，不是者则不用，更不必分别此时彼时。”不过她在感情上毕竟偏向旧党，对章惇、蔡卞多有指责。徽宗政治上倾向于新党，可是一方面他羽翼未丰，要遵从向太后旨意；另一方面与向太后有共同的政治诉求，即打击阻止他继位的章惇及其同党。章惇、蔡卞等人都是新党中人，强调“谨守神宗法度”，徽宗要疏远他们，自然不便主张他们的政治纲领。正是向太后的正面牵引，与章惇等人的反面推动，使徽宗也进入“中间路线”的轨道。

徽宗与向太后各有所偏，但都主张“调一两党”，达到了一定的平衡，促成了“建中之政”的实现。元符三年十一月，徽宗下诏“元祐、绍圣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宣布次年改元为“建中靖国”。这一年号寓意深长，“中”就是不偏不倚，寓含了调停两党、以平宿怨的愿望。在人事安排上，蔡卞、章惇解职后，韩忠彦、曾布分任首相、次相。韩忠彦身材伟岸，曾布身形短瘦，时人称为“龟鹤宰相”。二人并相是“建中之政”的象征：韩忠彦是旧党中人，但并不极端，与向太后关系密切；曾布虽是新党成员，可并不标准，与徽宗关系更亲近。韩、曾并相，既有利于保持新、旧两党的平衡，又是所谓“大公至正之道”的体现。

“建中之政”虽然主张“政无新旧，惟义理是守；人无彼此，惟贤材当用”，但人们的议论仍以赞誉元祐、非毁熙丰为主，贬黜者多是新党中人，升迁者多是旧党官员，因此“建中之政”在一定程度上是偏向旧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