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历史上，恐怕很难再找到一个人物像王安石一样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在变法主张提出之前，他与周围的大士夫们保持着融洽的关系，在士林享有极高的声誉，欧阳修、文彦博、司马光等人都对他极为看重，曾公亮甚至推许他为“时之全德”。他被视为未来的政治、文学领袖，乃至公议以他不为宰相为屈。然而变法开始后，平素交游甚厚的朋友转眼成为水火不容的敌人，用王安石自己的话说，“吾昔好交游甚多，皆以国事相绝”。王安石也迅速由“天下之人素尊”的“一世之伟人”，变成“大奸似忠、大诈似信”的伪君子。降至南宋，宋高宗君臣更把北宋亡国归罪于王安石，指责王安石任用奸人，变乱祖宗法度，最终招致“靖康之祸”。这种看法在此后成为史家之共识，明清时期的士人学者大多承袭此说，对王安石及其新法全盘否定。清人蔡上翔感慨道：“世人积毁荆公，几同于詈骂，不啻千万人矣。”

一直到近代，在清末民初“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西方近代经济学、社会学理论的启示下，在变法图强的社会思潮中，先进的知识分子们才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思维来重新审视王安石及其变法的价值和意义，站在时代潮头的梁启超由衷地赞叹道：

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祀，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

个人的际遇、毁誉固然让人唏嘘，但就长时段而言，个人对于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更加值得关注。北宋中后期的历史，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可以合并视为一个阶段，串联起这个阶段的，就是纷纷攘攘的朋党之争。王安石变法使宋朝统治集团截然分为两个针锋相对的阵营，围绕着新法争斗不已，愈演愈烈。王安石虽然早早就退出了政治舞台，但其影响不但没有因此而有丝毫消减，反而愈加强烈。一直到北宋灭亡的这段时期，庙堂上的人们都是以王安石为目标的：一方高举王安石的大旗呼唤变法，尽管他们的主张和动机已经与王安石全然不同；另一方视王安石为罪魁祸首，一心要“除奸惩恶”。这种争斗发展到后来，已经与治国益民完全无关，而演变为攫取私人利益的政治手段。哲宗、徽宗两朝政治为朋党之争所充斥，使得宋朝政治步入歧途，统治集团专注于互相倾轧，数十年间并没有任何实质有效的治国之政付诸实施，宋朝积弊越发深重，终于酿成“靖康之难”。

围绕王安石变法的争论究竟给后代留下了什么样的政治遗产，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这在今天仍然是值得继续深入挖掘的课题。旧党尽管在北宋中后期的政争中暂时失利，但在长远而言的意识形态领域，却占据了无可争议的上风。南宋以降，王安石的理论被唾弃，司马光的想法得到了绝大多数统治者的认同，受旧党舆论的影响，王安石和司马光各自成为误国之小人与救世之君子的代名词。对王安石的詈骂与对司马光的赞颂背后，凝聚的是对变革与守成的价值评判和道德固化，变革与变乱、祸国、小人画上了等号，守成则是极大的政治美德，代表着稳定、持重、得体。这种价值判断对中国此后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颜元说：“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诬此一人，而遂普忘君父之仇也；而天下后世，遂群以苟安颓靡为君子，而建功立业、欲搘柱乾坤者为小人也；岂独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其实又岂止是宋之不幸而已，明清两朝，也无不潜移默化地受此影响。直至清末，面对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受到西方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极大冲击后，知识分子们才真切地感受到因循守成给国家带来的伤害。严复先生1895年在《原强》一文中反思：“王介甫之变法，如青苗，如保马，如雇役，皆非其法之不良、其意之不美也，其浸淫驯致大乱者，坐不知其时之风俗人心不足以行其政故也。而昧者见其蔽而訾其法，故其心不服，因而党论纷淆，至于亡国而后已。而后世遂鳃鳃然，举以变法为戒，其亦不达于理矣。”变革图强被引以为戒，保守因循被视为正途，终于导致中国近代以后远远落后于世界，这既是围绕王安石变法的争论给后世带来的深远影响，也是人们应该引以为鉴的历史教训。

参考文献

1.漆侠：《王安石变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

2.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3.梁启超：《王荆公》，上海：中华书局，1944年。

4.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注释】

[1]山海坑冶，山指林业与狩猎，海指渔业与盐业，坑指采矿，冶指冶炼。

[2]户绝庄产，指无人继承的庄园、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