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书中的人物，往往让人感觉千篇一律，或为正襟危坐、行为世范的谦谦君子，或为蝇营狗苟、寡廉鲜耻的小人，缺乏个性和生气。可是在这些脸谱化的人物之中，寇准却是一个敢言敢做、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异类。寇准是一个长处与缺点同样明显、不加掩饰的率真之人，在每个人都努力以各种各样的面具将自己的真面目遮掩起来的名利场，这样的个性尤其让人觉得可贵。

寇准异于常人的才能是得到时人认可的，他19岁登进士第，不到30岁便置身二府，这是很多同时代的人不敢想象的。寇准的才能表现在“临事”方面，无论多么错综复杂的乱象，他都能迅速理清头绪，同榜的张咏称赞他“人千言而不尽者，准一言而尽”；宋太宗夸奖他“临事明敏”；毕士安也推许他“能断大事”。正因如此，每当面对重大难题，人们都会想起寇准，寇准也总不会让人失望。对他来说，最理想的角色，就是如同在澶渊之役中一样，坐镇帐中，指挥若定。

可现实总是比理想情势要复杂得多，个中原因就在于人的复杂性，偏偏寇准最大的短处就在于“临人”。寇准的性格中有一种锐气，做事时这种锐气驱使他全力以赴，临人时则使他率性恣肆，忽视他人感受，招致了很多麻烦。宋代庙论主于安静，同时有鉴于唐代士人的浮薄奔竞之风，对官员的品格更是以温和、持重相尚。寇准的同年李沆和王旦，都是这方面的典范，李沆被宋人称为“圣相”，王旦是“平世之良相”。相比之下，寇准充满棱角的性格更显得与环境格格不入，在政坛屡遭挫折。

抛却寇准的个人际遇，他的政治活动跨越太宗、真宗两朝，太宗为创业之主，真宗是守成之君，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时代。寇准作为宋朝培养起来的第一代士大夫的代表，其行为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准则。他敢于拉住太宗的衣角，强令其复坐，也敢于挑战皇权，“左右天子”。其过激的行为固然存有争议，但其中蕴含的担当意识，却是为当时乃至其后的士大夫们所公认的。毕士安赞他“天资忠义”，“忘身徇国，秉道疾邪”；张咏赞叹“面折廷争，素有风采，无如寇公”。寇准给后人树立了一个典范，在他以后，包拯与仁宗因用人而发生争执，“音吐愤激，唾溅帝面”，仁宗也只得忍让；王安石与神宗论事“辞色皆厉”，一定要神宗服软才罢休，神宗“辄改容为之欣纳”。正因为有类似寇准这样的榜样为先驱，后代士大夫才能够理直气壮地说出“（皇帝）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豪言，也才能够产生“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从这个角度来说，寇准的行为，对宋代独具特色的士大夫政治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

寇准突出的政治才能，总能够使帝王在遇到难题时想起他。因为寇准的坚持和维护，真宗才得以顺利地继承皇位。真宗时期，在刚刚稳定的国家因为契丹的入侵而面临生死存亡时，又是寇准指挥若定，使国家渡过了危机，推动宋朝平安地度过历史的拐点。试想如果没有寇准，真宗在王钦若、陈尧叟等人的劝说下南逃，宋朝的命运，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可能都不是现在看到的样子。到真宗末年，面临着“武韦之祸”的潜在威胁，真宗又想起寇准曾经对自己的保佑之功，利用又一次“天书事件”，他成功地把寇准召回朝廷，却没想到也把寇准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寇准此前的仕宦生涯已经清楚地表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周密慎重的政治规划，正是行事粗疏的寇准最不擅长的。太宗末年他就因此而被人设计排挤出朝廷，未及看到真宗亲政；澶渊之盟后也很快就挥霍掉巨大的政治资本，出守外藩。这次也不例外，寇准很快败下阵来，身后留下宋朝第一次女主临朝的政治格局。如果寇准的行事再细密一些，真宗末年、仁宗初年的政局恐怕就会完全不同，幼主即位、强臣秉政的局面恐怕会再次出现，只是它对于宋朝历史的发展究竟是福是祸，已不是今天能够想象的了。从太宗晚年到真宗末年这一宋朝历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几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口，都有寇准置身其间，他的才能甚至缺点都深刻地影响着历史的走向，使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他身上，可以透视出时代发展的脉络。

参考文献

1.王瑞来：《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2.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3.刘静贞：《皇帝和他们的权力：北宋前期》，台北：稻乡出版社，1996年。

【注释】

[1]关南之地，北宋时指瓦桥、益津、淤口三关以南的地区，约相当于今河北省白洋淀以东的大清河流域以南至河间市一带。后周显德六年（959），从契丹手中收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