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处死华佗的原因

《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治风疾神医身死”，写神医华佗为曹操治病被杀的故事，其基本情节如下：

建安二十四年，曹操得了头痛病，不可忍受。华歆推荐神医华佗，曹操差人星夜将华佗请来治病。华佗诊脉视疾后，对曹操说：“大王头脑疼痛，因患风而起。病根在脑袋中，风涎不能出，枉服汤药，不可治疗。某有一法：先饮麻肺汤（即麻沸散），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方可除根。”曹操大怒说：“汝要杀孤耶！”华佗说：“大王曾闻关公中毒箭，伤其右臂，某刮骨疗毒，关公略无惧色；今大王小可之疾，何多疑焉？”曹操说：“臂痛可刮，脑袋安可砍开？汝必与关公情熟，乘此机会，欲报仇耳！”呼左右拿下狱中，拷问其情。贾诩谏说：“似此良医，世罕其匹，未可废也。”曹操叱之说：“此人欲乘机害我，正与吉无异！”急令追拷。华佗在狱中思自己将死，把自己写的医书——《青囊书》赠给狱卒。旬日之后，华佗竟死于狱中。狱卒想看习《青囊书》，不料其妻将此书烧毁。狱卒怒骂其妻。妻说：“纵然学得与华佗一般神妙，只落得死于牢中，要他何用！”狱卒嗟叹而止。曹操自杀华佗之后，病势愈重。不久，死去。

华佗给曹操治病、曹操处死华佗，这都是历史事实，但一些具体情况，则与历史不符。

《三国志·魏书·华佗传》：

太祖（曹操）闻（佗之绝技）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佗针鬲，随手而差（病愈）。……后太祖亲理，得病笃重，使佗专视。……佗久远家思归，因曰：“当得家书，方欲暂还耳。”到家，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太祖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佗恃能厌食事（侍奉），犹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检。……于是传付许（县）狱，考验首服（认罪）。荀彧请曰：“佗术实工（精巧），人命所悬，宜含宥（宽恕）之。”太祖曰：“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遂考竟佗。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

《后汉书·华佗传》：

曹操闻而召佗，常在左右。……（佗）为人性恶难得意，且耻以医见业，又去家思归，乃就操求还取方，因托妻疾，数期不反。操累书呼之，又敕郡县发遣，佗恃能厌事，犹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察）之，知妻诈疾，乃收付狱讯，考验首服。荀彧请曰：“佗方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加全宥。”操不从，竟杀之。

《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董昭等谓太祖（曹操）宜进爵国公，……密以谘（荀）彧。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会征孙权，表请彧劳军于谯，因辄留彧，……参丞相军事。太祖军至濡须，彧疾留寿春，以忧薨，时年五十。

由这些资料可见这一故事的虚构之处：

第一，华佗死的时间，不是在建安二十四年，而是在建安十七年荀彧去世之前。这一时间的改变，当是为了将华佗的死与曹操的死联系起来。

第二，华佗为曹操治头痛之病，不是用的“利斧砍脑”之术，而是用的针刺之法。

第三，曹操杀华佗的原因，不是由于曹操怀疑华佗像吉那样要乘治病之机害死他，而是由于华佗不愿意“专”给曹操一个人治病，长期在曹操左右侍奉他，并且以妻子有病欺骗他。

第四，劝曹操宽宥华佗的不是贾诩，而是荀彧。因为荀彧早已去世，为了自圆其说，作者将其改为贾诩。

第五，华佗所著医书，不是狱卒之妻在家烧毁的，而是华佗自己在狱中烧毁的。作者所写狱卒之妻无奈诉说：“纵然学得与华佗一般神妙，只落得死于牢中，要他何用！”意在通过狱卒之妻之口，抨击曹操的暴行。

曹操杀华佗的故事，《三国演义》的作者作这样一些虚构，显然是意在渲染曹操的狡诈残忍，宣扬人人欲将曹操得而诛之的思想，为其政治“反曹”服务。

读者看到这里，可能会问，既然《三国演义》中关于曹操奸诈残忍的事例多是虚构的，那曹操还算是“奸雄”吗？这里我想说明的是：

第一，在曹操身上奸诈残忍与真诚宽容是并存的。如果没有真诚宽容，好多智谋之士、杰出将领就不会实心实意为其所用，为他尽心谋划，献身卖命，从而取得事业的成功。《三国演义》只是把曹操的负面形象渲染夸大了。

第二，曹操又是集奸诈与权谋于一身的。他善于权谋，使智囊群体充分发挥作用，在兼并战争中统一了北方，在政治上革去了东汉的一些恶政，在经济上推行恢复发展生产，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使社会得以相对稳定。可以说曹操既是军事家，也是政治家。《三国演义》主要是写军事战争的历史小说，对曹操在政治经济改革方面的内容反映得不多。

第三，《三国演义》在渲染曹操的奸诈形象时，强调了“奸臣”的内容，用封建正统主义思想，对曹操加以抨击。这是有问题的。天下不应属于一家一姓，由其世袭来统治，而应由有才能的人，能够实行开明政策的人来统治。曹操的天下是他自己打下来的。他控制朝政，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人民群众推翻腐朽的旧王朝的期望和社会安定发展的要求，实行了一些开明政策，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推翻东汉刘家天下，有什么不可以呢？对腐朽败落的一家一姓统治尽忠，只能说是愚忠。

总之，曹操是一位英雄，“奸臣”“奸贼”的帽子，应该摘掉。正像鲁迅先生早已指出的那样：“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鲁迅先生把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和旧小说中、戏台上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加以区别开来的主张，显然是正确的、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