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未曾“智激周瑜”

《三国演义》第四十四回写“孔明用智激周瑜”，其简要情节是：

周瑜在鄱阳湖训练水师，得知曹操大军南下，急忙赶回柴桑与孙权议军机事。在见孙权之前，不少文武官员向他表明对待曹操的态度，他自己也很矛盾。他要鲁肃请诸葛亮来议事，表明了自己的主张，并与主战的鲁肃争辩起来。诸葛亮乘机用曹操欲取“二乔”来激怒周瑜，献退曹之计说：“（曹）操本好色之徒，久闻江东乔公有二女，长曰大乔，次曰小乔，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操曾发誓曰：‘吾一愿扫平四海，以成帝业；一愿得江东二乔，置之铜雀台，以乐晚年，虽死无恨矣。’今虽引百万之众，虎视江南，其实为此二女也。将军何不去寻乔女，以千金买此二女，差人送与曹操，操得二女，称心满意，必班师矣。”又举证说，曹操的儿子曹植在其所作的《铜雀台赋》中曾说：“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于是周瑜被激怒，指北而骂曰：“老贼欺吾太甚！”诸葛亮佯装不解，周瑜才说出大乔是孙策的夫人，小乔是自己之妻，宣称他“与老贼势不两立”，希望诸葛亮“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贼”，并表示说：“来日入见主公，便议起兵。”

这一诸葛亮“智激周瑜”的故事，也是虚构的。请看下面几段史料：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孙）权延见群下，问以计策。议者咸曰：“曹公，豺虎也，……愚谓大计不如迎之。”（周）瑜曰：“不然。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请为将军筹之：……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中原）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蒿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同擒）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

《资治通鉴》卷六十六：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冬，曹操作铜爵台（即铜雀台）于邺。

《三国志·魏书·曹植传》：

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

裴松之注引阴澹《魏纪》载植赋曰：

“从明后以嬉游兮，登层台以娱情。见太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

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天云垣其既立兮，家愿得而获逞。扬仁化于宇内兮，尽肃恭于上京。

惟桓文之为盛兮，岂足方乎圣明！休矣美矣！惠泽远扬。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地之规量兮，齐日月之晖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云云。太祖深异之。

从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周瑜的抗战态度是坚定的，不是动摇的。他的主战不是由于别人的刺激，一时冲动，而是建立在对曹军弱点的正确分析基础之上的，是有信心的。他判定的曹军四个“用兵之患”，后三项在赤壁之战中得到了充分证明。

第二，铜雀台是有的，但它是于建安十五年冬，在邺城（今河北邯郸市临漳县）建成的。诸葛亮“智激周瑜”，是在建安十三年，这时铜雀台还没有建成，更没有曹植的《铜雀台赋》问世。可见这一故事不是历史真实。

第三，在曹植的《铜雀台赋》中，根本没有“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这一激怒周瑜的字句。这是《三国演义》作者的一个巧妙创意。

总之，周瑜回来在见孙权及东吴官员之前，并没有同诸葛亮会面商讨如何对曹一事。小说作者创编这一故事，无非是为了加大诸葛亮在促进孙、刘结盟抗曹中所起的作用，渲染诸葛亮的智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