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写“诸葛亮舌战群儒”，其基本情节是：

诸葛亮奉刘备之命出使东吴“求救孙将军”时，先与东吴“群儒”进行了一场战与降的辩论。东吴是以“第一谋士”张昭为首的二十余人与会，发言者有七人，都是主张投降曹操的，诸葛亮主战，在对方“群舌相难”的情况下，从容不迫，力排众议，驳得张昭“无一言回答”，虞翻“不能对”，步骘“默然无语”，薛综“满面羞惭”，陆绩“语塞”，严畯“低头丧气”，程德枢“不能对”，个个理屈词穷。在辩论过程中，诸葛亮还讽刺张昭是“等闲”之辈、“群鸟”之流，污蔑严畯是“舞文弄墨”，程德枢是“小人之儒”，辱骂薛综是“无父无君之人”，陆绩是“小儿之见”，人人尽皆失色。

这段诸葛亮出尽风头，展现雄辩才能的故事，史无记载，完全是虚构的。

看看诸葛亮出使东吴的一处史料：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先主至于夏口，（诸葛）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时（孙）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亮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刘备）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

根据“舌战群儒”的具体情况结合这段史料，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史书记载诸葛亮出使东吴之后，只同孙权就抗曹问题进行了对话，没有同东吴的“群儒”进行辩论。是否投降，事关孙、刘双方生死存亡，这是大事，如果有大辩论，相关史书中不可能只字不提。

第二，《三国演义》写诸葛亮同东吴“群儒”的舌战，是在孙权正式会见诸葛亮时，孙权先让他在外堂见见“江东英俊”，但这一会面，竟成了唇枪舌剑的大辩论会，占去了很多时间。按常理，孙权是不应该也不会这样安排的，只能说是小说作者精心设计的。

第三，七人中的薛综、程德枢（程秉），是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交州的士燮归附孙权（见《三国志·吴书·士燮传》）后，被孙权任命为官的，双方辩论时，他俩不可能参加。小说作者硬是把二人拉来在诸葛亮面前出丑的。

长期以来，人们对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故事赞不绝口，一些评论者认为《三国演义》作者虚构的这些情节是合情合理的，凸显了诸葛亮作为智慧化身的艺术形象，是很成功的。我则认为这些情节的设计有明显不合情理之处，不能说是成功的。

第一，诸葛亮是在刘备被曹操追击，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受命出使东吴，以完成联孙抗曹任务的，在这种“求救”于人的特定情况下，在说服“群儒”的过程中，理应谦虚谨慎，态度友好，尊重对方，以礼相待。可是小说中诸葛亮却狂妄自大，盛气凌人。张昭是东吴文官之首，又是长辈，诸葛亮更是应该尊重他，但诸葛亮却讽刺他如何如何。

第二，对其他官员，诸葛亮则进行污蔑，甚至辱骂，这是对友方官员的人身伤害。他这样居高临下，霸道对人，能得到对方的好感吗？能有利于达到他出使东吴的目的吗？显然不能。

第三，《三国演义》的作者既然把诸葛亮作为智者的形象来塑造，这位智者就应该既懂军事政治，也懂外交，但小说中的这些描写，使诸葛亮丧失了一个外交使者的风度，甚至连一个做客人员的起码礼节都不懂。这与诸葛亮同孙权对话中的不卑不亢，形成很大反差。作者这样写诸葛亮“舌战群儒”的目的，是通过诸葛亮的雄辩和群儒的钝拙，来突出诸葛亮的智者形象，但实际所起的作用，则是在贬低诸葛亮的智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