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邦联政府最担心的是军队补给问题。1863年，由于财政体系瘫痪，邦联政府采取了以农产品抵十分之一税的措施，通过强制征收农产品代替税收。人们逐渐认识到，仅凭购买粮食供养军队是不可能的。强制征收农产品的法案开创了“私有财产公用”的体制，影响深远。在一定限度内，军官可以为了储备物资或“作战”征用邦联任何地方的财产。

南方人对强制征收农产品的法案提出了强烈抗议。抗议活动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邦联战争部意识到了强制征收农产品的危害，试图纠正错误，但一切补救措施都是徒劳。强制征收农产品的法案不但很难执行，而且极不公平，遭人厌恶。但局面已经不可逆转，邦联政府必须继续执行相关政策。

有人提议用高税收、贷款和以市场价购买农产品等方式代替强制征收农产品的政策，但不切实际。1863年，税收所得货币一直在贬值。1864年，市场上的货币数量虽然很少，但价值比1863年还低。邦联政府尝试发行了各种债券及市场可以容纳的贷款。与国库券数量相称的债券数量比人们预期的少，原因不是财政管理不善，而是南方没有足够的可用资金作为永久性投资。众所周知，南方将剩余资本用在了土地和黑人上。1863年1月1日，现代商业运作机制被原始商业取代。实际上，南方没有铸币，即没有现代财政体系的基础。现代财政体系由可兑现的货币和债券构成。战争爆发时，南方邦联不仅没有存款，还欠了北方和欧洲的很多债。由于封锁，邦联港口也关闭了，邦联政府失去了从国外借钱的机会。从走私船的货物明细中可以看到，南方通过走私贸易获得的商品并不多。走私贸易和与北方的交易为南方邦联带来了军备物资，也将南方的棉花带了出去，但依然不能为政府提供足够的钱或引进铸币。因此，采用什一税和强制征收农产品势在必行。

在这种情况下，什一税是最合适的征税方法。虽然什一税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引发了人们的怨言，但大部分证据表明，什一税制度运作良好。与其他治国政策一样，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由于人们并不清楚战争规模及其持续时间，政府迟迟没有采用什一税。早在1862年，邦联政府就应该采取强制征收农产品的措施，以便减轻后来的征税负担。1863年，事态持续恶化，强制征收农产品势在必行。强制征收农产品的法案没有问题，但实施过程出了问题。人们的怨气说明，由于疏忽、缺乏统一性和执行方式过于严苛，一项合理的法案变得令人憎恶。在南方人口稀少的地区，强制征收农产品的法案遇到了很多障碍。和平时期的农业社会使用的方法已经不再有用。训练有素的官员需要制定一套管理体系，应对战争带来的诸多难题。设计一套管理体系需要独创性，但南方的独创性远不及北方。

然而，南方虽然没有铸币，没有存款，也没有畅通无阻的贸易，但有土地和劳动力。通过一种不太完美的方式，邦联政府为军队和民众分配了食物，坚持作战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