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英国政府犯得更严重的错误是，让“亚拉巴马”号逃走了。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要求约翰·拉塞尔伯爵在“亚拉巴马”号有意对美国不利的情况下，阻止其航行。他的信函被送到了相关部门，并及时送到了利物浦。众所周知，利物浦非常同情南方邦联诸州。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对“亚拉巴马”号的建造者起了疑心，但有意忽略了可以定罪的证据，递交了一份无关痛痒的声明，并委托伦敦海关专员，将声明交给了律师。律师判定，利物浦港口收税员的声明可以作为反对扣押“亚拉巴马”号的有力证据。在与英国财政大臣的通信中，伦敦海关专员们一致同意律师的意见，但称“利物浦的官员会密切监视‘亚拉巴马’号”。约翰·拉塞尔伯爵提供了相关信件，并根据总检察长和副检察长的示意，建议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说服美国驻利物浦领事托马斯·H.达德利，将所有证据交给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和托马斯·H.达德利坚持不懈。1862年7月9日，托马斯·H.达德利给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写了一封信。内心公正的人如果读了他的信，定会相信“亚拉巴马”号是为南方邦联设计的。后来，在反对日内瓦法庭裁决的意见中，英格兰首席大法官亚历山大·科伯恩写道：“在英国法庭，利物浦港口收税员的声明虽然并不成立，但盖然性证据^[2]充分。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这份声明就可以转化成法律证据。”因此，从历史角度分析当时的情况，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海关律师和伦敦海关专员都清楚，“亚拉巴马”号是为南方邦联建造的。因此，他们希望“亚拉巴马”号顺利逃走，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利物浦当局并未对“亚拉巴马”号一事立案，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执行公务。英格兰首席大法官亚历山大·科伯恩以一种粉饰太平的态度，谴责了利物浦当局的作为，称利物浦官员本来应该调查莱尔德造船公司，询问“亚拉巴马”号是为谁设计的。他还说：“如果这样做了，莱尔德造船公司高尚的绅士们可能会拒绝回答，或者诚实回答。如果他们拒绝回答，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对‘亚拉巴马’号立案；如果诚实回答，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扣留‘亚拉巴马’号。”他的指责无可辩驳。托马斯·H.达德利试图通过利物浦当局获取直接证据，但利物浦当局不仅对他怀有敌意，还可能正在无声抗议。显然，利物浦当局的做法是不怀好意的，也是不合常理的。

亚历山大·科伯恩（1802—1880）

利物浦

利物浦和伦敦的海关专员奉命查明真相，但三个星期后依然毫无进展。如果他们有意掩盖真相，就会行事缓慢。显然，他们无意寻找证据，并对相关提供证据百般挑剔。1862年7月17日，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写信给托马斯·H.达德利，要求他聘请一名律师，确保将证词交给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1862年7月21日，托马斯·H.达德利及其律师将一份文件交给了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文件中，有六人为“亚拉巴马”号的性质和目的地做证，其中五人做证说，“亚拉巴马”号很可能驶向南部邦联，剩下的一个人是英格兰西北部港市伯肯黑德的水手，他发誓说：“船上的人都知道，‘亚拉巴马’号是一艘私掠船^[3]，为南方邦联政府效力，并得到了杰斐逊·戴维斯的授权，反抗北方联邦政府。”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说：“我们不能扣留‘亚拉巴马’号”。海关律师说：“证据不足”。伦敦的海关专员说：“你们说的都对。”“亚拉巴马”号正在准备起航，“兜圈子部”^[4]进度缓慢。最后，托马斯·H.达德利提供的文件终于送到了英国财政大臣的手中。

罗伯特·P.科利尔（1817—1886）

与此同时，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聘请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御用顾问律师罗伯特·P.科利尔，将六份证词和另外两份证词交给了罗伯特·P.科利尔。罗伯特·P.科利尔的观点非常明确，写道：“我认为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完全可以扣押‘亚拉巴马’号。事实上，我认为他有职责扣押……严重违反《外国征兵法》的案件很难处理，如果这一次不强制执行，法律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允许‘亚拉巴马’号逃走，北方联邦政府是否会有足够的理由进行抗议。”利物浦当局很快知道了罗伯特·P.科利尔的观点。英格兰首席大法官亚历山大·科伯恩宣称：“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有责任扣押‘亚拉巴马’号。”但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没有采取行动，将案件交给了上级，即海关专员。海关助理律师一直称证据不足，还说：“我不认同罗伯特·P.科利尔的观点。”英格兰首席大法官亚历山大·科伯恩写道：“我认为，在诉讼阶段，伦敦海关专员有责任扣押可疑船只，拒绝明显错误的建议。但不幸的是，他们受错误建议的误导，没有扣押‘亚拉巴马’号。”

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给约翰·拉塞尔伯爵寄去了证词和罗伯特·P.科利尔的意见及与此案有关的其他文件。多年后，约翰·拉塞尔伯爵坦率地写道：“我本来应该相信罗伯特·P.科利尔的意见，下令将‘亚拉巴马’号扣留在伯肯黑德。”

“亚拉巴马”号

随后发生的一幕非常有趣，足以写进作家们的滑稽剧本，或用来描述查尔斯·狄更斯说的“兜圈子部”，但让历史学家们不知如何下笔。1862年7月23日，从伦敦海关专员手中得到的文件被提交给了皇家检察官；1862年7月26日，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寄给约翰·拉塞尔伯爵的文件送达伦敦。其间，所有文件都上交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御用律师手中。当时，维多利亚女王的御用律师是约翰·哈丁。1862年6月下旬以来，约翰·哈丁一直身体不适，无法工作。事实上，他是一个容易情绪激动的人，身体虚弱，神志不清，已经无法承受工作重压。各方递交的文件在他家堆积了五天。“亚拉巴马”号案件的调查工作进展顺利，人人尽职尽责。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呈请伦敦海关专员处理此事，伦敦海关专员又将此案转呈财政部大臣。最后，财政部大臣和约翰·拉塞尔伯爵将相关文件转呈给了皇家检察官。就这样，可以决定两国关系的文件被推来推去，最后交到了一位神志不清的律师手中。1862年7月28日，总检察长和副检察长拿到了这些文件，给出了一份结论性报告。1862年7月29日，他们说：“我们建议利物浦当局立即扣押‘亚拉巴马’号。”然而，1862年7月29日早晨，“亚拉巴马”号已经驶离利物浦港口，以试航为由出海了。但“亚拉巴马”号离威尔士海岸不远，离利物浦只有五十英里。对伦敦和利物浦当局来说，在“亚拉巴马”号驶出公海前，将其以美国商船身份扣留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亚拉巴马”号离开利物浦时，没有携带任何枪支弹药。1862年8月中旬，两艘英国船从英格兰出发，将枪支弹药和煤炭送到了在亚速尔群岛的“亚拉巴马”号上。

在“亚拉巴马”号问题上，虽然英国政府的做法不太友好，但必须记住的是，此次事件只是英国政府的一时疏忽。英国政府与法兰西帝国皇帝不同。在美国内战期间，英国政府没有任何明显的不友好行为。1862年8月7日，在议会休会期间，维多利亚女王发表了演讲，声明英国不参与美洲大陆的冲突。

此外，虽然大部分英国人对北方联邦的态度让人很失望，作为中立国的英国也未做到尽职尽责，但采取了相应的补偿措施。英国的书刊、杂志和报纸都公开承认，英国国内的舆论导向错了。在《华盛顿条约》中，针对南方邦联巡洋舰逃脱一事，英国深表遗憾，并认为一个清楚自己实力的勇敢民族会从精神层面补偿对方。就经济方面的损失来说，相关证词已经非常充分，主张仲裁的条款也证明了证词的可靠性。评判历史时，应该意识到，英国与美国的这笔“账”已经一笔勾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