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7月22日，除了威廉·H.苏厄德和吉迪恩·韦尔斯外，令其他人感到意外的是，林肯向内阁宣读了发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计划。他重申了打仗的目的，即重建联邦政府，提出解放“是实现目标的必要军事措施”。威廉·H.苏厄德请求延缓发表宣言，因为现在民众情绪低落，可能会将宣言“视为联邦政府走投无路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或认为“在最后一声撤退信号响起时，联邦政府向埃塞俄比亚伸出了手。”威廉·H.苏厄德补充道：“我虽然赞成发表宣言，但请求您推迟发表宣言的时间，最好在打了胜仗后发表，而不是在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发表。”林肯之前并未想到这一点。由于威廉·H.苏厄德的反对，他“将宣言草案放在一边，等待胜利的到来。”^[18]

内阁会议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激进派并不知道林肯愿意妥协，因此，一直在继续批判林肯。1862年7月31日，查尔斯·艾略特·诺顿写道：“遗憾的是，林肯本不应该发表一份独特而有说服力的公告！”^[19]萨迪厄斯·史蒂文斯将林肯的补偿政策描述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假的命题”，并说“国会和内阁的智囊团决定着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会不会在坟墓中腐烂。”他说，政府应该下令释放奴隶，招募和武装他们，“如果奴隶主不服从命令，就让奴隶们拿起武器反抗。”^[20]查尔斯·萨姆纳焦虑地踱着步子，举起手感叹道：“我祈祷林肯的延缓是对的，但担心他是错的，甚至确信他错了。我相信他的诚心，但无法理解他。”^[21]卡尔·舒尔茨和查尔斯·萨姆纳的观点一样，指责林肯的延缓决定，但后来，他坦白承认林肯比自己明智^[22]。贺拉斯·格里利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两千万人的祈祷》。他对林肯说：“由于您反对奴隶制，联邦大业已经受创，并且还在受创。”1862年8月22日，林肯公开答复道：“在这场斗争中，我的首要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为了拯救联邦摧毁奴隶制……我对奴隶制和黑人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拯救联邦，我认为这样做对联邦有益。我觉得冲动对联邦毫无益处，因此，我选择了忍让克制。”

卡尔·舒尔茨（1829—1906）

贺拉斯·格里利（1811—1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