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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历史人物志，要学习司马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秉笔直书，不要揪住一个人就把他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了。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后来犯了严重罪行，受到党纪国法制裁，是罪有应得。但在评价他的整个历史时，应当两方面都写，不能只写一面。林彪确有指挥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一个共产党员在党内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了不起的事，这比起我们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实在微不足道。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多少无辜的好同志含冤死去，他们连全国胜利这一天都没能看到，比起那些同志，我是幸存者。

黄克诚，汉族，1902年10月生，湖南永兴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等文化程度，大将军衔。

1928年初，在湘南起义中参与领导永兴年关暴动，后任红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团长、团党代表，湘南农军第二路游击司令员。1930年2月起，任红五军大队、支队、一师政治委员，红五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政治部代主任。1936年5月起，任红一军团四师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和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1年初至1945年秋，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947年8月起，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政治委员，东北军区副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治委员，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军管会主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952年10月至1954年10月，任解放军第三副总参谋长兼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总后勤部党委书记，1954年10月起，先后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8年12月至1985年9月，先后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第二书记。是中共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1986年12月28日在北京逝世。

主要著作有：《黄克诚回忆录》《黄克诚军事文选》等。

黄克诚是个极有主见、敢讲真话，勇于逆错误潮流而进的领导者。在原则问题上，他始终坚持不苟同，不盲从，不赶浪头，不追时髦，服从真理，刚直不阿，无私无畏。

中共六大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一度统治中央。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决议案，机械地搬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认为只要在产业区域或政治中心突然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就可以立即通过武装起义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权，进而夺取全国所有省区的胜利。为此提出红军的任务“是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在许多人为中央关于攻打中心城市的指示摩拳擦掌时，黄克诚的反应却“感到有些不妙”。

他参加过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南昌起义时，我军一路攻坚披锐，结果在汤坑、三河坝遭到失败，三万多人的部队几乎打光了。朱德和陈毅收拢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八九百人，拉到湘粤交界一带，发动了著名的湘南暴动，近万农军揭竿而起，整个湘南树起了红旗，何等壮烈！但于井冈山会师不久，立足未稳，就把湘南农军派回攻打县城，结果纷纷失败，八千湘南子弟所剩无几。湘南暴动时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第二十九团再度远离根据地，向湘南冒进，虽一度占领郴县县城，但很快又招致失败，只剩下约一连人回到井冈山。最后，还是靠毛泽东在井冈山坚持的这块革命根据地保存了革命力量。黄克诚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意识到，靠我们现有的力量去夺取中心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并有可能重蹈以往几次失败的覆辙。

基于上述分析，黄克诚致信彭德怀，建议放弃攻打中心城市。在红三军团前委、湖南省委、湘鄂赣特委联席会议上，黄克诚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反对攻打武汉、长沙的立场，说：现在提出夺取武汉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因为目前根本不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长沙不是不可以打，但不是暴动夺取长沙，而只能是采取游击军事行动，设法将长沙守敌吸引到野外歼灭之。黄克诚的主张受到会议严厉批评，被指责为严重右倾机会主义。为此，上级撤销了关于提升黄克诚为纵队政委的任命。

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错误的批判。起因是7月14日晚，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信中首先肯定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正确的；接着指出“大跃进”的问题所在，直截了当地指出：“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

总结1958年的经验教训原本是会议的主题，但是毛泽东把彭德怀信中提出的意见与党内党外出现的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存在的突出问题批评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向党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7月16日，毛泽东突然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随后，会议转入对这封信的讨论。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从此，会议转为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进行揭发批判。

黄克诚原本是没有与会任务的。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后，7月15日，毛泽东提出要北京再来一些人，参加最后几天的会议。这样，黄克诚、彭真等于7月17日赶到庐山。黄克诚对彭德怀的信的反应令毛泽东大失所望。黄克诚在自述中说：“上山后刚进住房，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主席的信给我看。我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的提法有刺激性”。这个看法与中央其他领导人刘少奇、朱德等的意见也比较接近。

经过慎重考虑，黄克诚认为彭德怀给毛泽东信的基本观点是对的，于是，在19日的小组讨论发言中，他又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支持了彭德怀的意见。这个发言使毛泽东对黄克诚的忠诚产生怀疑，并把黄克诚看成是彭德怀集团的骨干成员。在7月30日的谈话中，毛泽东给黄克诚戴了几顶帽子：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重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指责黄克诚的观点与彭德怀基本一致，并说了“看来我不了解你和彭的关系，也不了解你这个人”这样的重话。

黄克诚逐渐认识到，他已被列入彭德怀的亲信。毛泽东召开一连串的会议，讲路线问题，谈党内有分裂倾向，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谈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是在教育和争取自己回头。但是，他是一个说不出违心的话、办不出违心的事的人，他与彭德怀的关系堂堂正正，他确实说不出彭德怀的所谓反党问题。因而，屡屡不能过关。有一位中央领导找他谈话，以帮助他解脱的善意劝黄克诚对彭德怀“反戈一击”。黄克诚坚定地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这一态度表现了黄克诚坚持真理的鲜明立场，但他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接着召开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黄克诚被撤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黄克诚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的事业，一心想的是党和人民，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

1928年初，黄克诚在担任永兴红色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时，因抵制乱烧滥杀的错误政策而被当作“右倾”，受到批判，被取消了参加党内会议的资格。而此时国民党集结重兵扑向永兴。黄克诚承受着无情的批判、指责的巨大压力，不顾个人安危，连续两次向县委负责人提出迎敌建议，并奋不顾身地组织指挥少数兵力守城拒敌，掩护县委机关和群众转移，终于突出重围到达井冈山，参加了朱毛红军会师。这在常人看来已经尽到了职责，但数十年后，黄克诚依旧为此深深自责，他说：“我虽不能原谅李一鼎那种刚愎自用、固执己见的不负责任作风，但作为县委主管军事工作的负责人，我还是深深地责备自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过于麻痹大意，缺乏应有的警惕性，未能做到及时掌握敌情，以致在敌人迫近的情况下，来不及采取应变措施，而使我们的同志付出了重大牺牲。”^[1]

1932年，中央苏区开展了第二次大规模肃反打“AB团”运动。亲眼目睹第一次肃反打“AB团”沉痛教训的黄克诚，对这次打“AB团”坚决予以抵制。见到许多无辜的同志被杀害之后，黄克诚痛心疾首，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为被诬陷的同志申辩：“以前是说地主富农钻进革命阵营破坏革命，要进行阶级决战，可是在你们所要抓捕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地主富农，全都是经过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干部，他们怎么会是反革命呢？”他质问肃反委员会：“为什么要滥杀无辜？”许多被列入审查对象的人，“不是什么‘AB团’，是革命的忠诚战士，党的好干部！”黄克诚的坚定态度挽救了一大批同志，但他却因此背上各种罪名，被肃反委员会抓捕，欲以“AB团”和“托派”罪名处决。幸亏军团长彭德怀亲自过问，方幸免于难。

从不为个人着想的黄克诚，一生光明磊落，工作中也不免得罪一些人，因此多次受到错误批判。包括毛泽东也曾对他产生误解。对自己曾经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黄克诚从无怨言。他常说：“一个共产党员在党内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了不起的事，这比起我们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实在微不足道。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多少无辜的好同志含冤死去，他们连全国胜利这一天都没能看到，比起那些同志，我是幸存者。”^[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黄克诚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他虽已双目失明，年迈体弱，仍呕心沥血，为党的事业日夜操劳。在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问题上，黄克诚不因毛泽东曾经犯过严重错误、对他产生过误解而改变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和对毛泽东本人的正确评价。1980年，在中央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黄克诚回顾毛泽东的一生，旗帜鲜明地捍卫毛泽东思想，高度评价毛泽东为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举例说：

“大革命失败以后，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的部队放弃占领中心城市的方针，向井冈山进军。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希望。毛主席当时在政治上、军事上创造了一套路线、方针和政策，现在看来似乎很简单，但那时大家都没有经验，能搞出一套简单的东西就很了不起呀！那时的党中央就没能提出来。毛主席当时比我们不知要高明多少倍。很明显，没有他，没有井冈山这面红旗，很难设想中国革命将会是什么样子。毛主席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功绩谁能比得了呢？哪个有这样大的功劳呢？现在有人讲这段历史，想用其他人来代替毛主席，好像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我说这完全是对历史开玩笑！”

解放战争时期，斯大林担心我们打不赢，曾让我们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让我们交出武装，改编为国防军，以换取在联合政府中的合法地位。但毛主席顶住了，提出“寸土不让”“一条枪也不交”的方针，并亲自指挥了许多重大决战，仅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就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初期，搞土改、抗美援朝、解决所有制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毛主席的决策都是正确的。

对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黄克诚也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认为，毛主席在晚年有缺点，有错误，甚至有某些严重错误。现在我们党纠正这些错误，总结我们夺取政权以来的经验教训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黄克诚说：有的同志把建国以来我们党犯的所有错误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有一个同志曾问我：“不让毛主席一个人承担错误的责任，你承担不承担？”我说：“我也要承担一些责任。但对搞‘文化大革命’我不承担责任，因为那时我已不参加中央的工作，没有发言权了。”黄克诚说：凡是我有发言权的时候，我没有发表意见反对错误的决定，那么事后我就不能推卸对错误的责任。

在评价林彪的问题上，黄克诚同样表现出了实事求是的态度。1984年初，黄克诚看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元帅条目释文稿中，唯独林彪条目的释文只写了简历和罪行，没有写历史功绩，认为这样写不真实，不全面，建议改写。他约请编辑组成员谈话，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说：“写历史人物志，要学习司马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秉笔直书，不要揪住一个人就把他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了。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后来犯了严重罪行，受到党纪国法制裁，是罪有应得。但在评价他的整个历史时，应当两方面都写，不能只写一面。林彪确有指挥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3]

黄克诚这种对党的事业负责、对历史负责的高尚品格，令人肃然起敬。

黄克诚在6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湘南起义以及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立下赫赫战功。长征开始，率部担任前卫，连续突破敌人封锁线，与数倍于我之敌鏖战于广西界首，扼守湘江渡口，掩护中央机关和部队顺利渡过湘江。抗日战争初期，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及时反映红军改编后政治工作有所削弱的情况，受命起草了建议恢复政治委员制度的报告；在整风运动中，坚持和风细雨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不搞“抢救运动”，做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1945年，黄克诚组织指挥阜宁、两淮等战役，使苏北和苏中、淮南、淮北解放区连成一片。抗日战争胜利后，黄克诚及时向中央建议，尽量多派部队去东北，以创建大的战略根据地；当国民党军队沿北宁路占领山海关、锦州等地后，他又建议东北部队暂不在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作战，而以一部分主力占领中小城市，建立农村根据地，积蓄力量，作长期斗争准备。黄克诚亲率部队攻占四平、长春、齐齐哈尔等地。1952年，黄克诚调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治委员，主持建立军队后勤工作的正规制度，有效地保障了抗美援朝和国防建设的后勤供应。1954年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和总参谋长等职，参与制定国防战略和军队建设方针以及各种条令、条例，组织进行精简整编，调整全军组织机构，实行各种重大制度的改革，加强各军兵种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黄克诚积极支持清除“左”的影响，坚决拨乱反正，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为重建和健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端正党风，作出了重大贡献。

功勋卓著的黄克诚，却居功不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克诚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对这一安排，他曾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自己年龄太大，不宜担任领导职务。中央领导同志明确表示，你年纪大可以不坐班，但领导职务一定要担任，就是要你这个名字。^[4]黄克诚服从组织安排，不顾年高体弱，把全部身心扑到工作上，圆满地完成了为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平反冤假错案，审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等重要工作。

黄克诚对自己要求很严，处处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文革”前他一直不编设个人的办公室机构，到中央纪委工作后，仍坚持不编设个人的办公室。黄克诚以极大的热情为其他含冤受屈的同志平反，唯独没有想到自己也是一个应该平反的对象。当有人提出为他恢复原来的工资级别时，他坚决不同意，并说：“我的遭遇比彭德怀好多了。”他长期住在一栋解放前留下来的破旧、简陋的房子里，下雨墙壁多处渗漏。管理部门多次劝他搬迁或者翻修住房，他均未答应。黄克诚说：“现在国家还很穷，群众住房更困难，在北京有许多家庭几代人同住一间房子。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起他们，不知要好多少倍。不搬迁、不翻修，照样可以住，还是把搬迁、翻修的钱节省下来，用在当用之处吧！”

黄克诚这种立党为公、坚持真理、不媚权贵、严于律己的高大形象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是最珍贵的精神财富，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

1985年9月16日，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给黄克诚同志的致敬信，评价黄克诚“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是我们党和军队的卓越的领导人”，“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杰出指挥员”，“为八路军的重要将领之一”，“为巩固国防，加强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重建和健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端正党风，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5]

黄克诚去世后，杨尚昆代表党中央致悼词。称颂黄克诚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军队卓越的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抗日战争胜利后，领导创建西满根据地，为东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参与制定国防战略方针和军队建设方针，参与领导全军各项重大制度的制定和落实，为加强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实现从单一兵种到诸军兵种合成的发展和转变作出建树。

在黄克诚去世周年之际，原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王鹤寿和韩光撰文，称颂“他那历经艰辛坎坷、屡遭挫折而不屈不挠的人生道路，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全部身心投入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中去的卓著勋劳，他那坚持真理、刚正不阿、无私无畏的高风亮节，他那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廉洁奉公的品德情操”，一齐涌上我们的心头，使我们感动和钦佩不已，黄克诚同志革命的、光辉战斗的一生，堪称一代楷模，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6]

在黄克诚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发表署名文章，称赞“他文武兼备，雄才大略；无私无畏，刚正不阿；清正廉洁，克勤克俭；严于律己，宽厚待人；历经坎坷，忠贞不渝。他在军内党内和民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倍受尊敬，连比他年长9岁的毛泽东主席也亲切地称他‘黄老’”。

[2]《黄克诚纪念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3-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