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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家的品格
1.5.4.3.2 忠诚为国,三次直陈
忠诚为国,三次直陈

粟裕是一个坦荡无私、对党的事业具有赤胆忠心的领导者,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他的一贯作风。他对中央和上级指示的一贯态度是:坚决执行而不机械呆板,灵活机动而不随心所欲。他曾说:“不结合实际情况具体灵活地执行上级指示,即使是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也是应当加以反对的。”[7]为了革命事业,他无畏无惧,不计较个人得失。在中共党内,粟裕是除罗荣桓之外又一个敢于和善于提不同意见的人。

第一次是建议中央改变外线作战的方针。

1946年6月,蒋介石完成了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他们的战略企图是:以主要铁路干线为主线,主力由南向北进攻,将黄河以南的人民解放军逐步压迫至黄河以北,然后聚歼于华北地区,并于6月26日向我中原军区部队发动进攻,打响了全面内战的第一枪。

中共中央判断,全面内战爆发6个月后,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于是,党中央作出了蒋军向北,我军向南,敌进我进,迫蒋议和的外线出击战略方针。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华中分局电,指令华中野战军西出津浦路作战。要求粟(裕)谭(震林)主力位于津浦路以东、运河以西地区,与陈(毅)舒(同)配合,一举占领蚌浦间铁路线,歼灭该地之敌,并准备打大仗。

粟裕认为,中共中央筹划的这一场大战,对未来战局的发展关系重大,必须做到初战必胜。从战场选点来看,在苏中打一个胜仗再西移淮南更为有利。于是,粟裕致电中央军委、陈毅军长和华中军区,提出了暂不西移的动议。与此同时,他长途跋涉300余里,赶到华中军区,当面征求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的意见,得到3人的赞同后,4人又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电报中,首先分析了华东野战军主力集中于苏中和在淮南作战的利弊,认为我军主力如果向淮南转移,将使苏中有迅速被国民党顽军攻占的极大可能,如果苏中失陷,淮南战局万一不能速胜,则使我军处于进退两难,这样不仅对苏中不利,而且对华中整个作战部队的供应更有极大的影响。

中央军委经过慎重考虑,采纳了粟裕的意见,决定先在内线作战,指出: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这是解放战争初期中央军委对原定战略计划的一次重要调整,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后的苏中七战七捷就是在中央调整了战略计划指导下发起的。

第二次是建议中央将第五旅东调苏中。

1946年8月7日,粟裕致电中共中央和华中分局,报告“歼敌良机已到”,同时建议在淮南的第五旅东调苏中参战,以便集中兵力于主要作战方向。8月8日,中央军委复电粟裕,同意他的作战建议,但对是否必须东调第五旅,没有明确表态,指示:“预备部队或钳制部队如有可调者,望张邓谭尽可能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8]显然,中央军委意在让华中分局灵活处置,既要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又未必仅限第五旅。

粟裕分析敌我双方态势,又于7月25日向华中军区、陈毅军长、中共中央建议在淮北战役尚未大打时,仍将第五旅调至苏中参战,比留淮南更为有效。这时,陈毅为执行外线出击的作战计划,已率领山东野战军主力从鲁南到达淮北。接到粟裕的电报后,陈毅于7月27日复电,提出:“淮南五旅不改东调仍留淮南,粟部亦宜逐渐向西转移。”7月28日,再次强调,“五旅不宜东调,因津浦线是主战线已苦兵力不足”。

粟裕接到陈毅的复示,认为有必要向中共中央、陈毅军长、华中军区陈述自己的意见,再次提出第五旅东调、集中兵力歼敌的建议,同时对“只有全面大打才能制服蒋分区蚕食的狡计”的论断表明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各战略区除在战略上应互相配合外,在战役上似不应要求一定之配合(事实上也很难做到),而在单独作战,以自己力量解决当面敌人,否则会影响到另一战略区之机动。依目前华中兵力,实无法组成两个野战军。现天长、盱眙既失,五旅等部留在淮南已无大作用。因此建议将淮南主力大部东移苏中参战。只要苏中局面打开,则淮南形势亦可能逐渐改善,而后我再以主力西移,则淮南局面亦可能打开。”[9]8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宋时轮的电报,指出:“粟裕集团应否于此时调动各有利害,待考虑再定。”[10]毛泽东的电报表明,中央尚未完全接受粟裕的意见。

8月5日,粟裕再次致电中央军委,又一次建议第五旅到苏中参战。他认为,华中野战军主力的使用关系战争全局,必须慎重处理。指出:“在五旅增到苏中条件下,于八月内再歼敌两个旅是有把握的。如五旅不来,而仅以现有兵力则感到吃力,对九月份战斗亦将有影响,且对苏中局面不能得较快的好转。”因此,“要求五旅及特务团仍东调参战,以期早改变苏中战局,以便主力西移。否则淮南、苏中均成僵局,于整个战局亦不利。斗胆直陈,尚祈明示”。[11]这是粟裕第一次使用“斗胆直陈”的措辞。粟裕对战争发展的准确判断和他的执着精神终于感动了毛泽东。五旅加入苏中作战,确保了海安、李堡作战的胜利。

第三次是建议中央改变关于华东野战军南渡长江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的计划。

1948年春,中共中央决定,由华东野战军主力组建东南野战军,执行南进战略任务,并由粟裕兼任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1月27日,中央军委致电粟裕,要他率3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并指出,采取这个战略行动的意图,是迫使敌人改变集中强大兵力于中原的战略部署。

粟裕认真研究领会中央军委的电报精神,认为中央军委采取这一重大战略决定,显然是为了进一步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以配合主要战场主要是中原战场作战,扭转中原战局,发起战略进攻。而要实现这一战略意图,有两种战略设想可供选择:一是分兵南进;二是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打大歼灭战。粟裕认为,从全局来看,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全国其他各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和华东我军还要同国民党军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敌人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从当时情况来看,要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分兵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正在成熟。

1948年4月18日,粟裕再次“斗胆直陈”,向中央军委建议,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中央接到粟裕的电报后,立即电示陈毅、粟裕到中央当面汇报。粟裕郑重汇报了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和提出这一方案的根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听后当即进行研究,同意了这一方案。正是由于粟裕的这一建议,才有后来的豫东战役、济南战役。《周恩来传》说,这“构成了以后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