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听用”之责：中办的工作必须忠诚和低调

杨尚昆自1945年9月开始主持中央办公厅工作，在中办主任的岗位上一干就是20年。对于怎样当好中办主任，杨尚昆说，我在建国以后基本上就是起个“听用”的作用。打麻将不是有一张可以当作任意一种牌使用的“听用”吗？办公厅主任的工作也是“听用”，党需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建国前我的工作也是“听用”，不过那时办公厅的工作相对单纯多了。^[4]

时刻听从党召唤，这是杨尚昆对他20年中办主任生涯的高度概括！它不仅是因为中央办公厅作为党中央的办事机关，工作高度敏感、极其重要，而且因为工作范围包罗万象，关乎全局，必须时刻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听候党中央调遣。“听用”，不是被动地等待任务来临，而是时刻准备着完成党中央赋予的新使命……

为了高质量地完成中央交办的各项任务，杨尚昆注重加强机关的自身建设，提高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在西柏坡时期，由于处在战争环境，办公厅为党中央服务的制度也不健全，有时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电报，秘书叶子龙就把它揣在口袋里跑到少奇、恩来、朱老总和弼时几位书记处书记那里请他们当面过目，最后交给李质忠发出去就完了。这种办法虽然省事、便捷，但程序不够严密，一旦在哪个环节上出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后来逐渐建立起文件传阅制度，对文件在各个环节的运行明确了具体规定，一份文件什么时间传到谁手里，阅后有什么批示，都清清楚楚。

许多工作本来是由专门部门负责的，但中央领导同志一声令下，立即成为中办义不容辞的职责。比如公安工作是毛泽东直接过问的，但是每次召开公安工作会议，都安排杨尚昆去讲话。中苏两党之间的联系，应归口中央联络部，涉及中苏两国之间的问题，应由外交部处理，但那时却把这项工作放到了中央办公厅。1962年的精减城市人口工作，本来是劳动部门的事，结果也落在杨尚昆的头上。1964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又让杨尚昆担任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组长。国家领导人出访的安全保障，本来主要依靠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但需要中办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督促检查，确保万无一失。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领导人出访不多，但是当时国际环境恶劣，敌情十分复杂，一遇有领导人出访，中办的工作就成倍增加，最紧张的一次是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由于台湾国民党特务企图加害周恩来总理，4月11日，我国向印度租用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秘密安装了炸弹，飞机在加里曼丹岛上空时爆炸失事。

虽然周恩来因故没有乘坐这一专机，蒋介石的阴谋没有得逞，但这一事件发生后如何确保周恩来一行的绝对安全，给安全保卫工作提出了很高要求。杨尚昆和同志们一道，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同印、英当局进行交涉，要求他们彻底查明情况，严惩凶犯；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安保措施，内外两条战线忙得不亦乐乎。直到4月29日，周恩来从印尼返抵昆明，杨尚昆才松了一口气。

对于党所交给的各项任务，杨尚昆一丝不苟、认真完成。几十年后，回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办，一些老同志概括出两句话：“工作节奏紧张，政治环境宽松；工作条件艰苦，生活服务周到。”

杨尚昆亦有切身感受。但他谈得更多的不是工作上的成绩，而是研究办公厅工作的规律。他从以下几个方面多次论及办公厅的工作：

一要发挥“听用”和“不管部”的作用。他说：中央办公厅归根到底就是为中央服务，保证中央工作正常运转的。“中央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二要加强业务建设。他说：中央办公厅的工作包罗万象，但最初机构和制度并不健全，能应付下来，同20年来自身建设做了一些工作是分不开的。

三要默默无闻，敢于担当。杨尚昆认为，任劳任怨，不图个人名利，是对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他谦虚谨慎，生活低调，从不居功自傲。他常说“功劳不能记在我一个人头上”，主要是下面同志兢兢业业、辛辛苦苦工作的成果。至于我自己，只能说横竖在这里20年，办公厅的工作没有出大的问题就是了。

他评价自己“大概起个甘草的作用。甘草是中药里使用最广泛的一种辅药，一种调和药，一剂药里加上一点甘草，就能使这剂药更好地发挥疗效并减少副作用。起个甘草作用就是成绩。”

杨尚昆是勇于担当的榜样。“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办曾发生了一起所谓“秘密录音”的问题。这件事的起因是，毛泽东讲话历来不喜欢人家做记录。但是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领袖，讲话没有记载，留不下个资料也不行。20世纪50年代初，杨尚昆曾向毛泽东提出，以后不管开什么会都应该做个记录才好。毛泽东说，那你和胡乔木两个记一下吧。后来，毛泽东又不让做会议记录了。这样，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既未录音也无速记，后来根据几位同志的笔记整理的稿子，毛泽东阅后很不满意。为了汲取这次教训，以后开大会，毛泽东准备讲话时，杨尚昆就请示他要不要扩音？他说“可以”，再顺便问是不是也录一下音，他说“可以”，中办才安排扩音、录音。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是毛泽东亲自指示叶子龙录音的。

由此来看，毛泽东并不是一律不让录音，而是反对未经他许可的擅自录音。1959年11月和1961年4月，毛泽东先后到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到长沙巡视。正是杨尚昆没有随行的这两次活动发生了未经事先请示就录音的现象，对此毛泽东非常生气，下令追查录音问题。杨尚昆虽然并不知情，但他主动承担责任，在向小平、彭真同志说明情况的同时，一方面向毛泽东作书面检讨，说在录音问题上疏于检查，请求处分；另一方面责成机要室的同志抓紧组织力量，选择最重要的录音尽快转化为文字记录，然后把所有的录音带清点登记销毁。此后，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录音问题，通过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中央重要的正式会议，经书记处批准，可以进行记录。此外，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等中央会议，中央领导同志和党内同志的谈话，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外宾的谈话一律不准录音。为了严格执行这一决定，又不重复《论十大关系》无记录的错误，中央决定选调一批青年，培养成速记员，恢复会场速记的办法。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后来竟成了杨尚昆的一大罪状，把“秘密录音”上升为“秘密窃听”，从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降为一个地委的副书记，“监护审查”了12年。事实上录音并没有错。正如杨尚昆所说：我坚持认为，录音不但不是我的罪过，相反是一大功劳。录音，就是为了保存党的历史文献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