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维护真实的历史挺身而出

李先念是一位十分谦逊的领导者，他为党和人民事业屡建奇功，但从不居功自傲。他说：“我们一切事业的成功，是全党力量的成功，也是全体干部与群众力量的成功，决不是个人力量的成功。我们不能把成功的事业，当成自己私人的家当。”他把为维护全局利益而牺牲个人和局部利益看作是党性的体现，强调“凡是对全局有利的事情，大家都要勇于承担义务，坚决去办，而且一定要办好。凡是对全局不利的事情，即使从局部来看是必需的、有利的，也决不能办”。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如果我们共产党人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那就不可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困难”。^[6]

西路军的大多数官兵为新中国的解放洒尽最后一滴血。其中，战死者7000多人，被俘1．2万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6000多人，回到家乡者3000多人，经过营救回到延安者45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1000多人。西路军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西路军人员在备受摧残之后，死于非命。

但由于张国焘曾是第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1935年在长征途中他另立中央，犯了“分裂党和红军”的路线错误；1938年4月逃离延安，投奔国民党，当了可耻的叛徒，使得红四方面军付出巨大生命代价执行的西渡黄河的使命复杂化了。

首先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1936年3月4日、17日两次电令中，把西路军败局与过去张国焘擅令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的错误相提并论，严厉谴责西路军领导人的所谓“机会主义的路线”和“一贯反中央及军委指示”的行为。

其次，毛泽东在1936年12月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再次，1937年12月，毛泽东接见西路军余部领导人时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开展反对张国焘斗争的特定形势下中央和毛泽东的上述言论，后来成为对西路军定性的依据。1951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对西路军问题的注释表述为：“1936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2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

这个结论，把西路军的失败乃至组成贴上了张国焘的标签，与张国焘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联系起来，使得西路军的历史被误读。

然而，历史总归是历史。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李先念对西路军到底是奉中央军委命令还是执行张国焘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十分清楚。

1980年初，党史专家朱玉在整理徐向前元帅回忆录中，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这说明部队西进是领受了党中央的命令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大使命，以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并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

12月2日，朱玉以“竹郁”笔名写成了《“西路军”疑》一文，就西路军西渡黄河、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拒绝东返等问题提出疑问，向传统观点发起了挑战。不久，这篇文章被报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对西路军问题极为重视，他将此文批给李先念研究。

邓小平的批示，为李先念研究、查找历史证据，还西路军历史清白，提供了新的契机。这时，西路军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历史见证人陈云出面主持公道。

1981年11月22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三个月后，陈云、李先念再次谈到西路军问题。李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看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

1982年，李先念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组织干部查阅大量历史档案。在找到了足够铁证的有关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于1983年写出《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3月22日，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这样，有关西路军历史问题终于澄清了。

然而，要把对西路军历史问题的新认识变为全党的共识，还要走很远的路。

1991年6月，经中央批准，《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新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所收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对西路军的注释作了重大修改。修改后注释这样写道：“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革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个月，歼敌2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这时，新编写的中共党史上卷有关西路军一段内容的阐述，还使用过去的表述，只讲“奉命过河”，不讲奉谁的命。

李先念很生气地于7月8日写信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副组长薄一波、胡乔木、胡绳、邓力群，对此提出尖锐批评，他指出：“‘奉命’，‘奉命’，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

在李先念的强烈要求和过问下，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修改了此前对西路军问题的表述，采用了经中央批准的最新党史研究成果。不仅详细叙述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和实施宁夏战役的前因后果，还讲清了西路军是奉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之命成立的，其作战行动是在中革军委的指挥下进行的。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充分肯定“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