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后，张闻天就开始创办党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从事培养和造就党的高级干部的工作。为了使党的干部“切实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张闻天要求学生认真读书，养成自学的习惯。对学生学习的成效，张闻天则每隔一两个星期亲自进行综合提问和测试。为了给干部教育提供教材，张闻天亲自编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教本。

张闻天十分重视培养党的干部的正确世界观和人生观。早在1921年7月23日，即党的一大召开那天，在为李大钊发起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所写的《对少年中国学会问题的意见》中，张闻天就提出：“生命充实的人，就是有人格的人……我始终相信一个人的主张和行动，如其希望对于他人有丝毫的影响，有一分的效力，非有高尚的人格不可，没有人格的人们，不配谈什么运动，主张什么主义。”张闻天认为，修养高尚的人格，“第一最要紧的我以为还是要养成一种不为声色势利所诱惑的心，保存天真的明净的心，用这种心去观察事物，实行最合理的判断，那就不会有堕落的行为发生了。”^[18]

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和马列学院院长之后，张闻天将主要精力用于宣传和干部教育上。1938年4月，他亲自到陕北公学作了《论青年的修养》的演讲。在分析青年自身特点的基础上，张闻天教育青年必须“要有坚定的高尚的理想”、“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要学习实现理想的办法”、“要同群众在一起去实现自己的理想”。7月26日，张闻天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对第三期毕业同学发表《论待人接物问题》的演讲，寄希望于即将奔赴抗战前线的同志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待人接物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尽快成长起来。他要求同志们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上：

第一，“要有伟大的胸怀与气魄”——“这就是说，决不要把党派的偏狭成见去看待无党无派的人，似乎除了本党本派的人外，那些无党无派的人都是不中用或不好的人。”“决不要以一个幻想的公式去对待人，似乎只有合乎这个公式的人才是好人，而不合乎这个公式的，就是坏人。”“决不要把自己的眼光限制在个人的家属、朋友、师生、同事、亲戚等更狭小的圈子之内，似乎只有在这个圈子内的人才是可靠的，在这个圈子以外的人就不可信任”。

第二，“要有‘循循善诱’与‘诲人不倦’的精神”——“这就是说，决不要为人们觉悟程度的不齐而表示失望，决不要轻视或鄙视任何思想落后与思想复杂的人。”“决不要以强迫命令的方法去让人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决不要对什么人都使用千篇一律的八股文章与老调。”“对于人们的错误与缺点，要诚恳地劝导，采取忠恕的态度。”“要善于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形，群众具体的要求和情绪，去进行教育和说服群众的工作”。

第三，“对人要有很好的态度”——“这就是说，决不要高傲自大，目空一切，盛气凌人。”“必须要尊重与仁爱”；“要能发扬自我批评的精神”；“要真诚、坦白与婉转”；“要言而有信”；“要以身作则”。^[19]

这两篇文章对于增强青年的党性锻炼和道德修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以致引起日本宣传机关的注意。《论青年的修养》一文被编入东京出版的《支那共产党之现势》，编译者称张闻天是“中共军中第一论客”，说中共及其领导的军事斗争已经成为“世界一大难题”，是日本对中国作战的一个“肿瘤”，而中共领导的“思想游击战”比他们的武装游击战更其可怕。^[20]

张闻天不仅坚持以自己丰富的知识育人，而且带头践行。

1976年4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张闻天对爱人刘英说：“我不行了……别的倒没有什么，只是这十几年没能为党工作，深感遗憾。”他一再重复：“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便立即与刘英商定，并由刘英写下字据：“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所交党费。”^[21]张闻天去世后，刘英按照他的遗愿，向中央要求将他们两人在银行的存款作为党费上缴中央。经同意，刘英将张闻天的储蓄4万元，连同利息169．6元，作为党费上交。1981年，刘英将自己4万元储蓄捐献给少年儿童福利基金会。

张闻天的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人格魅力，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崇高品德；孜孜不倦、刻苦学习的治党精神，实事求是、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在全党有口皆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