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对于这一决策过程，周恩来后来说：“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12]在被推为“总负责”后，张闻天感到自己并不完全适合于领袖地位。于是，每逢机会他就主动表达辞意。他认为，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谁当都一样。

第一次是1935年4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中央讨论要派一位负责同志到白区工作，张闻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毛泽东等人没有同意他的意见，改派陈云前往。

第二次是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身为政治局委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向中央伸手要权。那时，张国焘统帅的红四方面军共8万多人，而党中央率领的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只有1万多人。仗着人多枪多，张国焘想当领袖的欲望急剧膨胀。他认为，中央犯了路线错误，所以打了败仗，丢掉了苏区，一路逃到这里。如果不是他的接济，很快就会被消灭。所以，中央现在应该听他的，让他来领导。在两河口会议作出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决策后，张国焘以需要“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为由故意延宕。7月1日，他向中央慰问团明确提出应改组充实总司令部，推荐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接着，又授意中共川陕省委领导成员联名致电党中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策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7月18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又开出一个新名单：要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任参谋长，并要挟说“不然无法顺利灭敌”。^[13]

面对张国焘的错误行径，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北上御敌，党中央决定向张国焘作出让步，而张闻天首先表示自己作出牺牲。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说：“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谈得很具体。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表示赞同。”^[14]这样，根据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担任了红军总政委。事后证明，不让张国焘担任总书记是正确的，因为后来张国焘对抗中央的北上决定，并另立中央，从组织程序上是严重的反党行为。如果张闻天让掉总书记而由他担任，张国焘就可以总书记名义发号施令，党和红军的损失就大了。

第三次是1938年秋，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确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但职务并未明确。于是，张闻天向毛泽东提出，“把总书记一职让掉”，并“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总书记”。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认为目前还不是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所以，张闻天也就没有将这个问题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

在毛泽东一次次诚恳下，张闻天决定逐渐向毛泽东转移总书记的工作。在《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中，他回忆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转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让毛泽东决定。特别是在七八月政治局会议之后（所谓‘神仙会议’），我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我一方面提出把我的名义上的书记职务完全解放（在任弼时、周恩来二同志未回国前提过，在他们回来之后，我更正式提过，我自己及中央秘书处在1940年5月间也搬了过来，实际上把我的全部工作交了出来。）另一方面，我尽量推掉自己的工作（如出版发行部、文委、西北工委等），只管宣传部及马列学院一部分工作。”^[15]

张闻天一次次主动且真心实意地让位举贤，使毛泽东很受感动。他不止一次地赞叹：“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16]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他对张闻天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