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张闻天，1931年3月从苏联留学回国刚刚两周，即以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接着又兼任党报委员会书记和苏区委员会负责人。9月，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后成立的以博古为“总负责”的中共临时中央中，张闻天出任政治局常委，成为王明“左”倾中央的主要成员。在此后的几年中，中共临时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进攻”路线和具体指示以及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来观察形势和决定策略。张闻天则写了《满洲事变中各个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党的统治？》（1931年10月26日）、《上海事变与中国的统治阶级》（1932年2月9日）、《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1932年4月25日）、《烟幕中的“民主政治”》（1932年5月15日）等大量文章，宣传“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主张。张闻天在《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中披露，他在1931～1932年间发表文章共102篇。

1933年1月，随临时中央迁至中央苏区后，张闻天开始逐步挣脱“左”的桎梏。促使这一转变的原因：

一是对待福建事变的不同认识。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的一段笔记《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中说，他与博古产生分歧发端于福建事变爆发后围绕贯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在“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的三个条件下与任何部队订立共同作战协定”一事，张闻天批评博古等人孤立十九路军的关门主义策略，而主张要“慎重其事，在军事上积极配合”。

二是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后，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即国家主席）毛泽东工作接触的增多，使张闻天很快改变了过去对毛泽东的错误认识，看到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主张是正确的。

三是苏区活生生的斗争实践，特别是调往闽赣地方巡视，离开了“左”倾思想的中心，接触到根据地基层干部群众和实际斗争，使张闻天体验到“左”倾错误的危害，逐步认识到苏联经验具有历史局限性，不能照搬照抄到中国这块土地上。

四是广昌战役的失败使张闻天对中共临时中央的错误军事指挥的失望达到顶点。1934年3月，国民党军集中9个师的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张闻天、毛泽东坚决反对组织广昌战役，但博古、李德不听劝阻，执意与敌人决战，结果红军损失惨重。4月27日，在红军被迫撤离广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败局无可挽回的当天，张闻天写下《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的著名社论，批评临时中央提出的当着“敌人采取‘长驱直入’，‘并进长追’的战术条件下，我们的坚壁清野可以配合红军胜利。饿困敌人到不得不退出苏区的地步”，“是一种机会主义的幻想”。强调“我们不放弃坚壁清野的群众动员，而且我们要组织这一动员，但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把坚壁清野当做单纯的退却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针对博古、李德在组织广昌战役中采取的分兵把口等错误军事战术，张闻天批评“分兵把口，同堡垒主义，是紧密的联系着的，这是单纯防御的机会主义倾向的又一种具体表现。这种倾向，实际上不但不能保卫苏区，而且正便利于敌人的各个击破”。^[8]

五是长征开始后博古、李德的一系列错误军事指挥特别是湘江之战的惨败，促使张闻天下定改变临时中央领导的决心。1935年1月15日，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后，张闻天第一个发起了反对这一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他尖锐地指出，前一段错误的军事指导思想主要表现在对待蒋介石的堡垒设防，采用堡垒对堡垒的错误战术；在反“围剿”战斗中，不应当与敌人进行主力抗击，而且作战分散兵力；不能够利用十九路军起义的有利时机，打击蒋介石，粉碎敌人的“围剿”战略；在部队突围的时候，张皇失措，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转移中明知敌人已经设好罗网，还坚持继续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等等。会议留下的陈云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显示，“扩大会议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泽东）王（稼祥）的提纲和意见”。^[9]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取消“三人团”和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是非分明的坚定立场，使党和红军重新回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

张闻天与博古是留学苏联的同学，都是王明倚重的具有留苏背景的“左”倾中央的负责人。在张、博产生分歧时，博古曾找张闻天谈心，并转达李德关于“这里的事情还得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的意见，意在拉近与张闻天的感情距离，保持“左”倾中央的一致。张闻天没有理睬，他想的远远超越了个人得失。他清楚地意识到，博古已经把中国革命引到了危急关头，不能让博古再这样领导下去了。

1959年7月，又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江西庐山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没有支持毛泽东。同样选择了拥护真理——赞成彭德怀的主张。

庐山会议本来的任务是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纠正“左”倾冒进的错误，但由于彭德怀秉笔直书，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令他反感的信，使会议急转直下，由反“左”转向反右，开展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由于会议安排张闻天与彭德怀比邻而居，会议期间，两人碰到一起时自然会聊上几句，对彭德怀给毛泽东信的主要内容张闻天也略知一二，并有着相近的认识。因此，当彭德怀的信招致会议预定日程的改变时，张闻天决定挺身而出。事先得知他发言内容的田家英、胡乔木等曾分别打电话，劝他“有些问题就别讲了”，但张闻天声称不能退缩。7月21日上午，张闻天作了共13个问题、长达3个小时的长篇发言。在谈到对彭德怀那封信的看法时，张闻天认为彭德怀的“本意是很好的……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这封信中的一些具体说法。”关于对得和失的提法，张闻天也认为彭德怀“是就局部问题而言的……在这一方面有得有失，考虑一下是可以的”。关于彭德怀信中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张闻天认为“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10]

张闻天的发言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二是要发扬民主。他的发言比彭德怀的信阐述得更加清晰，并且作了理论说明。其理论高度，是当时党内无与伦比的。对毛泽东批评彭德怀信的主要方面，张闻天一一作了力挺彭德怀的说明，这种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对于由此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张闻天也考虑过，但他想的是，“封建社会还提倡犯颜直谏，共产党还能怕这怕那吗？如果大家都不讲，万马齐喑，会出现什么局面呢？”^[11]

此后，由于这篇发言，张闻天被列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被戴上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回到北京，夫人刘英就埋怨他捅了马蜂窝。张闻天平静地说：“庐山那篇讲话，谈思想方法和民主作风的一些话可能尖锐一些，但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不然难免要犯斯大林晚年的错误。”他认为，自己非讲不可，老百姓没有饭吃，经济这样搞下去怎么行，人民生活怎么得了。张闻天坚持认为，只讲好话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要讲该讲的话。“后悔就不对了……共产党员不言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