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刻：“吕端大事不糊涂”

作为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叶剑英从入党那天起，就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常对自己的子女们说：“我是一个打杂的，一切都听从党的，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从不去计较什么名利地位。”^[4]正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坚强党性，促使叶剑英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掌握真理和坚持真理。他指出：“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时，一定要提倡融会贯通，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有的放矢。这就是说，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处理、解决我们遇到的一切问题。可以说，理论愈多接触实际问题，愈敢接触实际问题，不是绕开问题走，不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理论就愈加彻底，愈能掌握群众，愈易变成物质力量。”^[5]不断的理论武装，使叶剑英成为有胆有识、具有高超政治智慧的政治家。

叶剑英把检验革命者的坚定党性，检验革命者捍卫真理的能力，放在能否经受关键时刻的考验上。他曾赋诗：

彩笔凌云画溢思，虚心劲节是吾师。

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

在这首诗里，叶剑英启发人们要以虚心学习为师，练就胸有成竹的本领，像竹子那样，具有搏风击雨的风骨和壮志凌云的豪气，经得起任何艰难困苦的考验。

在中国革命转折的重大关头，在大是大非面前，叶剑英总是成竹在胸，坚定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为党和人民立下丰功伟绩。

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那时，红一方面军有1万多人，红四方面军有8万人。党中央根据全国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提出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以便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运动。但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职务的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个人野心膨胀，向党闹独立，加之他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于是提出了向青海、新疆或西康退却的方针，反对党中央的北上方针。

为解决这个重大分歧，统一战略思想和行动方针，6月26日，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方针。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借传达会议精神召开红四方面军师以上干部会议，继续反对北上抗日方针，说中央会议没有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等，下令部队按兵不动。他还策动一部分人向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给以“独断决行”大权。党中央坚决拒绝了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但为了有利两大主力红军团结对敌，共同北上，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此后，根据红军总部制定的《夏洮战役计划》，将一、四方面军编为左、右两路军，以一方面军的第五军、第三十二军，四方面军的第九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三军为左路军，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下，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北进；以一方面军的第一军、第三军，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军为右路军，在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下，从毛儿盖出发，经班佑北上阿西。党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叶剑英到右路军之后，利用一切机会向干部战士宣传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战略方针，使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进一步了解党中央、中央红军坚持北上抗日方针的正确性。为了推动中央制定的右路军行动计划的实施，叶剑英提出愿率一部分兵力先行开路，探索从毛儿盖地区北上，度过一望无际、渺无人烟的茫茫大草原的行动路线。经党中央、毛泽东同意，8月18日，叶剑英率第三十军二六四团、二六五团向草地进发，为右路军开路，并顺利地完成了开路先锋的任务。

到8月底，前敌总指挥部胜利进驻古城潘州，中共中央和军委直属单位随后进驻潘州及其附近的上、下巴西和牙弄、阿西茸一带。这时，张国焘又改变主意。9月3日，他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继续南下论调，要求“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强令已经东进至墨洼附近的左路军先头部队第五军返回阿坝。5日又命令当时尚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部队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8日，张国焘电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军长詹才芳：“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草地电报”。它表明，张国焘不但不听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劝告，反而公然违抗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和历次决定，命令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那时，前敌总指挥部驻在巴西潘州的一个喇嘛庙里，离党中央驻地不远。随右路军行动的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对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持消极态度。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几次劝说陈昌浩等改变态度，但陈昌浩无动于衷，一切等待张国焘的电示行事。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的电令严重地威胁党中央的安全。

叶剑英抢先获取了张国焘的密电。后来他回忆说：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6]

当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军委纵队和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迅速北上甘南。9月10日凌晨，军委纵队和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脱离了险境。张国焘危害党中央，分裂红军的阴谋破产了。

对于叶剑英在中国共产党与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斗争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毛泽东等多次谈及并给予高度评价。1935年9月，毛泽东在哈达铺，向陕甘支队干部说：一、四方面军分家时，剑英给我送了电报，立了一大功。1937年3月，毛泽东在有张国焘等人在场的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张国焘一到毛儿盖就反了，他就在这里大开其督军会议，用枪杆子来审查党中央路线。”接着，在谈到左路军和右路军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叶剑英同志便将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7]

后来，毛泽东把宋太宗评价当时宰相吕端的两句话：“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修改为“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送给叶剑英。前一句赞扬叶剑英一生谦虚谨慎，居功不傲；后一句则称赞叶剑英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在历史转折的危难关头，总是忠贞不渝，洞察局势，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对革命事业一再作出重大贡献。据薄一波回忆，20世纪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毛主席指示我把北戴河会议上的发言修改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讲一次。当我讲到旧戏中王佐断臂“为国家尽忠心，昼夜奔忙”时，几位同志插话，会场气氛活跃起来。毛主席突然站起来讲：剑英，我送你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又说：“吕端大事不糊涂，剑英足以当之！”^[8]

江泽民在谈到这两句话时也说：“纵观叶剑英同志一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紧要关头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这个评价他是当之无愧的。”^[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