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国家大事，是聂荣臻毕生的追求。早在中学时代，聂荣臻就“一面读书，吸收科学文化知识，一面从当时国内国外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变中，不断地思考，寻求真理，摸索自己要走的人生道路”。那个时期，对聂荣臻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袁世凯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和复辟称帝，引发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聂荣臻和同学们参加焚烧日货的行动，走上街头，集会游行，号召人民以抵制日货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二是连年的军阀混战，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落后不堪。多年后，聂荣臻联想到青年时期对四川的感受，对毛泽东说：过去有人讲过，“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要解决四川问题，可不简单，不能掉以轻心。毛泽东听后笑了起来。正是把国家兴亡、民族复兴与个人联系起来，怀着变革现状的热情，1919年岁末，聂荣臻远渡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由此走上革命道路。

为了党和人民事业戎马一生的聂荣臻，晚年虽主动辞去所担任的一切领导职务，但关心党和人民事业的痴心不改。1986年7月30日下午，中央指定的党的十三大人事安排5人小组成员王震突然来访，征求聂荣臻对邓小平提出的十三大上他也全退一事的意见。对这一重大的问题，聂荣臻异常慎重，沉默了好一阵才缓缓说道：“我认为，现在是过渡期，局面还不稳，小平暂时还不能全退，他可以不参加常委会。他全退了，不当军委主席，一旦有事，怎么号令全军？只有他能镇得住，他在，军队就不会乱。所以，小平还不能全退。”送走王震后，聂荣臻为了郑重起见，又委托秘书起草一份“备忘录”正式上报中央，其中写道：我总的想法是：我们党要有自己坚强的领袖……现在，我们党实际上的领袖就是小平同志。他是众望所归，自然形成的，无论党内外、国内外，一致公认他是我们的领袖。在当前形势下，小平同志不是退的问题，应该是继续进。他的健康状况也允许他再领导大家奋斗几年。由于我们现在没有党的主席职务，那就在政治局常委中仍然保持小平同志的重要的领导地位……当然，我们的事业还需要更多的新生力量，在政治局常委中再增加两三位年轻一点的同志也需要……人们对包括小平同志在内的政治局常委的充分信赖，正是构成我们今天建设事业发达的重要因素。关于军委主席一职，还是由小平同志兼一个时期好。当前大仗是一时难打，但自从宣布军队整编，裁军百万以后，基层思想很不稳定。如此时小平同志再退出，确实对稳定军心不利。^[10]中央对聂荣臻的意见高度重视，最后形成了“四老全退”（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三老半退”（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的格局。

聂荣臻对军队建设有操不完的心。早在1983年，他就向中央建议，尽快恢复军衔制。85岁那年，他又给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写信，强调：“军衔制是我军正规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干部评定了军衔，有利于他们开展工作和提高责任感。”1988年，我军终于恢复了军衔制。听说社会上对高干子女反映比较大，他给时任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写信，希望部队的高级干部对子女严加管教，要正视确有少数干部子弟依仗权势为非作歹，或靠父母之荫升官发财，希望各级领导“一定要秉公处理，提拔不当的，该降就降，该罢就罢；为非作歹的，该关就关，该杀就杀，决不留情”。^[11]

1991年9月，聂荣臻因心力衰竭住进医院，经过两个半月住院治疗出院不几天，再次出现心力衰竭征兆。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聂荣臻叫来秘书设法在他的办公室里挂张放大的毛泽东主席像。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到要多看一看毛泽东，说现在眼睛视力不行，小的看不清。这件小事反映出聂荣臻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鉴于聂荣臻的病情，医生告诉秘书，不得向聂荣臻汇报任何事情，不给他读报、念文件、不听新闻。聂荣臻得知后对秘书说：医生的好意我知道。但我一辈子从事革命活动，怎么能不知道不关心国家大事呢？再说，一个人的思维是不能停顿的，不想这件事，就想那件事。与其如此，还不如给我听听国家大事。这叫精神食粮，人是不可以一天没有精神食粮的。在他再三要求下，医生同意他每天上午听读报，下午听念文件，晚上看电视新闻，每次都不得超过半小时。

聂荣臻这种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永远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