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性的分歧必须讨论清楚，工作上的意见分歧不可盛气凌人，个人之间的分歧“和为贵”

聂荣臻1899年12月29日生于四川江津县吴滩镇石院子。他的名字是父亲聂仕先受《随身宝》一书的启发而取的。该书的最后一句是：“百福骈臻得双全”，聂仕先认为“臻”字很吉利，“荣”字又是聂荣臻在家谱中的排列辈分，于是得名“荣臻”。1919年夏，聂荣臻在江津中学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年底，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与刘伯坚一起负责过旅比利时支部工作。1923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训练部副主任。1925年2月，到苏联红军学校学习军事，任中国班党支部书记。9月，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1926年7月，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参加北伐战争。10月10日，随北伐军攻入武昌城。任湖北省委军委书记。1927年7月，被指定为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赴九江准备组织武装起义。8月1日，在南昌起义中组织张发奎部第二十五师两个多团起义，后任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与军长叶挺率部南下。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在起义军受挫的紧急情况下，与叶挺果断决定撤退，从而保存了部分革命武装力量。1928年1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1930年初，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5月，到中央特科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1月，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先后在香港、天津、上海等地坚持秘密斗争。1932年1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在革命生涯中，坚持原则是聂荣臻的鲜明特色。他说：“真正原则性的分歧，必须讨论清楚，是与非要明白。”

1932年3月，聂荣臻由总政治部副主任调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与时任司令员的林彪开始共事。聂荣臻在黄埔军校就认识林彪，林彪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到独立团实习，还是聂荣臻具体分配的。在聂荣臻看来，林彪还年轻，世故也比较少一些，虽然气盛，但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团结共事的。因此，对林彪所持的态度是：尽量支持他的工作，遇到非原则问题，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不多争论。但是遇到原则问题就不能让步。

不久，红一军团攻克福建第二大城市漳州。当时，为了进行下一步的战斗准备，“筹款”成了部队一项主要任务。然而，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有的部队在林彪的纵容下，对政策的执行一度搞得很混乱。一天，聂荣臻在街上看到，几名红军战士正在抽打一些商人。一些人光着身子，身上被打得青一道，紫一道。聂荣臻上前制止了这一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

聂荣臻愤然找到林彪，对林彪说：对一些不肯出钱的老财，给他们一定的惩戒是必要的，但我反对把他们弄到大街上去拷打的搞法。这种搞法不光不会得到一般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农民的同情。其结果只会是：铺子关门了，人也逃走了，筹款筹不到，政治影响反而会搞得很坏。林彪当时反问说：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聂荣臻回答他：我们既要钱，又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即使你搞到再多的钱，你甚至把漳州所有的财产都没收了，都毫无意义。经过争论，林彪有所收敛。部队经过教育，也杜绝了只顾弄钱不讲政策的现象。

在回忆录中，聂荣臻回忆当时的情景，认为，“在漳州前线发生的分歧，的确是原则分歧，是我们红军这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执行什么样政策的问题。这将直接影响到当时民心的向背，关系到新开辟的地区能否巩固和发展”。这是聂荣臻与林彪发生的两人共事史上的第一次争吵。

漳州战役开始前，中央局内部围绕打不打赣州发生了激烈的意见分歧。毛泽东极力主张红军的主力应向赣东北以及闽北、浙江、苏南、皖南等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和空虚的地区发展。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人则仍坚持争取一省数省胜利的方针。聂荣臻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与林彪联名致电军委，旗帜鲜明地表示：“行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意见。目前粤方开始派兵入闽赣讨赤情形下，更应采（纳）毛主席意见。”^[1]中央军委采纳了毛泽东意见，才有了漳州战役的胜利。漳州战役也是聂荣臻第一次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带兵打仗和做群众工作。初次置身战役指挥并取得胜利，使聂荣臻深切感到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战略思想。毛泽东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和政策思想以及领导才能，给了聂荣臻深刻的印象，使聂荣臻由衷地钦佩。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至瑞金中央根据地后，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导致红军遭受赣州战役、第五次反“围剿”等重大挫折。聂荣臻认识到，长征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必然结果，长征开始后继续这种“左”倾冒险主义，渡过湘江，中央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只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势，革命就大发展；反过来，如果王明路线占上风，革命就受挫折，红军和根据地老百姓就遭殃。”^[2]这是聂荣臻反思六届五中全会以来党和红军屡受挫折得出的一条基本结论。

长征路上，聂荣臻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出来领导？这时，因负伤坐担架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明确提出：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让毛泽东出来领导。王稼祥的想法与聂荣臻不谋而合。遵义会议前，教条宗派主义者也想争取主动，积极向中央领导同志和红军高级将领游说。聂荣臻回忆说：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凯丰“三番五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3]

1935年1月，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聂荣臻坚定地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赞同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拥护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请毛泽东出来领导。对今后行动方向，聂荣臻和刘伯承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因为四川条件比贵州要好得多。会议接受了这一建议。历史证明，聂荣臻选择支持毛泽东是正确的。

几个月后，聂荣臻又一次面临新的重大是非的考验。那是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这时，中央红军只有1万多人，而张国焘带领的红四方面军共8万余人。凭着枪多势众和在党内的资历，张国焘想当领袖的野心急剧膨胀。他既瞧不起原中央临时总负责博古，说博古“虽然做过3年中央的书记，也遭受过遵义会议的贬斥，看来历练似仍不多，说话直率倒是他可爱之处。他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小伙子，喜欢玩弄小聪明，仍不改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那种‘二十八宿’的神气”。^[4]对遵义会议后产生的新的中央领导也不“买账”，张国焘认为张闻天只不过是名义上的负责人，毛泽东的资历也不及他，在党的一大毛泽东只是一个书记员，而他是一大的主持者，对党的创建有功。在回忆录中，张国焘大肆渲染中央红军的损失，指责中央犯了路线错误，极力以红四方面军保存的实力为自己涂脂抹粉。

两河口会议结束的第二天，聂荣臻就发现张国焘图谋不轨。那天，张国焘突然请聂荣臻、彭德怀去吃饭。这引起了聂荣臻的警惕。聂荣臻回忆说：席间，他东拉西扯，开始说我们“很疲劳”，称赞我们“干劲很大”。最后说，他决定拨两个团给我们补充部队……从张国焘住处出来，我问彭德怀同志，他为什么请我们两人吃饭？彭总笑笑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我说，我也要。往下我没再说下去，因为我那时脑子里正在打转转。^[5]

在这些笼络感情的铺垫之后，张国焘就派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向聂荣臻展开攻势。一天，聂荣臻、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会后，陈昌浩把聂荣臻留下，说还有事情谈。聂荣臻回忆说：他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陈昌浩的谈话明显是动员聂荣臻站出来反对毛泽东，否定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这次谈话一直谈到夜深10点多钟才结束。聂荣臻的回答没有如张国焘所愿。

联想到张国焘的“请客”和陈昌浩的“谈话”，聂荣臻顿感事情严重，他提醒林彪，要防止一军的部队被张国焘吃掉。当时张国焘有一个方案，要把聂荣臻调到三十一军当政治委员，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当军长。林彪不以为然，反说聂荣臻有宗派主义。两人都动了气。

8月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作夏洮战役下一步行动问题的报告，提出主力要积极占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东岸，然后向陕甘发展。列席会议的聂荣臻完全拥护毛泽东的报告，认为张国焘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荒僻地区的主张是错误的。鉴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9月20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聂荣臻出席这次会议，他在发言中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对此次事件的处置，及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如果不这样处置，我们就要做张国焘的俘虏。”^[6]

对于非原则问题，聂荣臻则主张采取灵活的态度。他说，要善于与人共事，不要什么事都以自己想法为标准而去与人相争。工作上的意见分歧，有时也可争辩，但要心平气和，不可盛气凌人。至于个人之间一般性的分歧，最好采取“和为贵”的态度。因为谁是谁非很难说清，大多是由于个人经历、性格、爱好等等不同造成的。朋友间的这类差异产生的分歧，只能互谅互让，互相尊重，以“和为贵”的态度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