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于责己，让功揽过，对红四方面军南下和西路军失败后执行返回陕北的“决议”，“抱憾终身”

徐向前是一个十分谦虚谨慎的军事领导人。他功高不自傲，位高不自居，名重不自恃。他1924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校任排长。1925年春，参加第一次东征。后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混成旅任教官、参谋、团副等职。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第十团党代表，第四师参谋长、师长等职。1929年6月，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派往鄂东北，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一师副师长、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1930年春，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1931年初，第一军与第十五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参谋长。参与指挥挫败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第二次“围剿”。7月，任第四军军长。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组织指挥了一系列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1932年10月，率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苏区，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11月至1934年8月，指挥所部参加抗击国民党军对川陕苏区的“六路围攻”。1935年6月，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1936年7月，第四方面军与第二方面军会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宁会师后，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四方面军及其他部队被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徐向前任副师长，而师长一职则由曾是徐向前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时的参谋长刘伯承担任。徐向前愉快接受中央的这一安排，他在回忆录中称赞刘伯承：“为人处事光明磊落，豁达大度，熟思断行，军事理论和指挥能力都相当强。”感到与刘伯承“再次共事”，“很高兴”。对周围的一些同志为他抱不平，徐向前说，部下成为上司，这是很正常的。“革命就是为党工作，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中央叫做的就坚决去做，我们是干革命的，不是为当官的呀。”

不计较名利地位的徐向前，对于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却从不回避。有两件事一直到晚年徐向前仍认为自己“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一件是在长征途中曾经执行过张国焘的南下命令。那时，张国焘与党中央围绕“南下”还是“北上”的斗争已经白热化。1935年9月8日，陈昌浩收到张国焘关于右路军南下的电令后，经与徐向前商议决定报告中央。这时，担任右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与政治委员陈昌浩的意见是一致的：支持中央关于北上的主张。在当晚22时张国焘再度致电徐、陈：“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后，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陈昌浩的态度转变，把徐向前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同意南下，明显违反中央精神；但南下是张国焘定的，右路军直接受张国焘指挥，当时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在陈昌浩同意南下的情况下，即使他反对也无力回天。为了使红四方面军不再分开，徐向前只好同意南下。

9日晚，毛泽东来到徐向前的住处，与其谈话，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毛泽东站在院子里，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向前回答：“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6]毛泽东见此遂告辞而归。

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支持毛泽东，徐向前十分痛苦，曾长夜难眠，痛哭了一场。在回忆录中，忆起当时的情景，徐向前写道：“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我对陈昌浩说，想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的确是心里话。我是左思右想，才说出来的。另一方面，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我想，是跟着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部队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7]

另一件是西路军失败后执行了陈昌浩关于返回陕北的“决议”。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等率红四方面军的3个军担负渡过黄河、占领宁夏及甘州，打通与苏联联系的任务。1936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西渡黄河的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共2．18万名红军组成西路军，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对西路军实施统一指挥。

面对兵力强悍的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部的围追“兜剿”，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却犹豫不决，由于在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斗争中追随张国焘，犯了严重路线错误，此时，他生怕政治上再出闪失，不听徐向前的多次正确建议，这就导致一再丧失战机。

第一次西进，九军在古浪遭敌包围，吃了大亏。一仗下来，兵力损失达1／3，军长孙玉清负伤，参谋长陈伯稚及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治委员易汉文等不少干部壮烈牺牲。

第二次西进，五军在高台遭到数万马家军的进攻。董振堂指挥部队孤军奋战，拼死坚守阵地。经一周激战，终因敌众我寡，被敌消灭。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以下三千余人，大部壮烈牺牲。少部突围进入南山的部队，亦被反动民团俘获残害。

西路军在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同军阀马步芳部优势兵力血战4个多月，毙伤俘敌2．5万余人，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但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无兵员和物资补充，最终兵败祁连山。

在西路军陷入重围时，党中央曾作出援救计划，决定成立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但此时国共谈判已进入“拍板”阶段，和平协议即将达成，在不影响和平大局、不使增援军又陷困境前提下的援西行动，已经远水不解近渴。

到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进入康龙寺地区时，能够直接掌握的成建制的战斗人员仅剩一两千人。于是，陈昌浩主持召开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报告，其余部队分成3个支队，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最后，这支部队只有400多人在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领下冲出包围。

对离开部队一事，徐向前事后在回忆录中写道：陈昌浩“可能和别的军政委员会成员酝酿过，但我毫无思想准备。我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陈昌浩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8]但陈昌浩坚决地拒绝了徐向前的建议。徐向前说：“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持留下来。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们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