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张国焘共事五年多，50%不能合作。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徐向前，1901年11月8日生于山西省五台县，乳名“银存”，有前程似锦、发财享福之意。学名象谦（“谦”为《易经》中六十四卦之一，是六十四卦中唯一的六爻皆吉的卦）。大革命失败后，他下定决心，立志要做一个继续前进的人，于是将“象谦”改为“向前”。

徐向前在少年时代受到良好家风的教育和熏陶。其父徐懋淮是晚清秀才，以教书育人为业，“为人耿直，不阿不欺，办事公道”。他的行为对徐向前影响很大。徐向前少年时代常常以父亲为榜样，模仿着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徐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回忆录中，谈到母亲，徐向前动情地说：“她节俭勤劳，温柔善良，自己省吃俭用，但常常帮贫助老。她的性格和美德，对我们兄弟姐妹颇有影响。”即使在晚年，徐向前对父辈留下的家训仍能倒背如流：

襁褓失母，兄文厚、文达祖负抱而耕。文源祖以报恩，誓其子孙焉：布谷催耕，兄泪盈盈，有弟无母，无母孰哺？负我耜，抱我弱弟，以适于南亩。苗既硕，弟何小，兄也顾之，劳心草草。弟既长，兄已老，弟也事之，私心未了。滹沱浩浩，潭水一掬，决潭益沱，毋乃不足，曰予世世子孙，惟兄之子孙，是亲是睦，敢或侮之，神其不福。

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使徐向前养成顾全大局、与人为善的优秀品德。为了党的事业，他不惜忍辱负重，委曲求全。

1932年，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发动“肃反”运动，把许多好同志打成“改组派”、“第三党”和“AB团”予以逮捕、审讯以致杀害。为了整徐向前的“黑材料”，将他的妻子程训宣关押审查。当时，徐向前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正在前线进行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得知爱人被抓，心情十分沉重，但为了大局，强忍悲愤，继续指挥作战。程训宣被关押后，尽管被用尽酷刑，但始终不承认是“改组派”，更不承认徐向前是“改组派”。张国焘没有得到她的口供，下令将程训宣处死。

1937年到延安，徐向前才听说爱妻被杀害了，便问鄂豫皖苏区保卫局局长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只好说了实话：“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1]对爱妻被错杀，徐向前十分痛心。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说：“一场革命，人民群众的牺牲是巨大的。不仅对敌斗争要付出血的代价，在党的路线发生错误时，同样会付出血的代价。由此不难理解，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是多么重要！”^[2]

徐向前没有记恨张国焘，但张国焘却常常压制他。谈起与张国焘的共事经历，徐向前说过：“在红四方面军与张国焘共事五年多，我们是50%的合作，50%的不合作，有时是两票（张国焘与陈昌浩）对一票，我是孤掌难鸣。”^[3]在十分困难的局面下，徐向前一方面以光明磊落、顾全大局、维护团结的高风亮节支撑危局，一方面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进行坚决而灵活的斗争。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确定战略方针，统一作战部署，打破蒋介石的围堵计划，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由徐向前起草的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名义给党中央的电报中请示：“以后关于党政军应如何组织行动，总方针应如何确定”，“请立即告知”。^[4]中共中央到达川西北地区后，发现这里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山高谷深，交通不便，经济贫困，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在此以北的陕甘地区，地域宽阔，交通方便，物产丰富，汉族居民较多，邻近抗日前线华北。因此主张红军继续北上，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6月16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复电张国焘等指出：“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主力出此似非长策。”“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5]

张国焘不同意党中央的行动方针，他的主意是：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青海、西康等地。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压力。

为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会上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张国焘也表示同意。但张国焘却拖延执行中央军委的北上计划，并以给养困难为借口，继续兜售其南下主张；他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策动一部分人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给予“独断决行”的大权。其政治野心昭然若揭。徐向前将张国焘反党路线图概括为“伸手要权——分庭抗礼——自立‘中央’的三部曲”。

看清张国焘要挟中央的企图后，徐向前积极为增强红一方面军的实力和维护一、四方面军的团结而努力。针对红一方面军保存的干部较多、兵员较少的情况，徐向前同陈昌浩商定并报中央同意，抽调红四方面军3个团（四军三一二团1100人、三十军二七〇团1600人、三十三军二九四团1100人），共3800人补充到红一方面军；又从红一方面军抽调了一些有指挥和参谋工作经验的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

党中央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向张国焘作出多次让步。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但好景不长，张国焘离开阿坝，刚进入草地，就又变卦。9月8日，他电令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面对重大事变，徐向前与陈昌浩商量后决定向中央报告。在党中央经过深入研究，并以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7人名义发出致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电后，9日，张国焘密电陈昌浩，令其武力挟持中央南下。这一密电恰被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叶剑英紧急通知了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紧急磋商，为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对叶剑英关键时刻为党立下大功，毛泽东曾多次称赞“吕端大事不糊涂”。

就在9月9日夜中共中央突然连夜开拔、向俄界集中之后，10日晨徐向前、陈昌浩得知此讯。徐向前回忆说：“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徐向前怎么办？危急关头，徐向前果断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就这样，一场可能发生的危机得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