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对人和蔼可亲，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说他像冬天的一盆火，谁都喜欢同他亲近，谁都愿意跟他讲心里话。一位在外地工作的同志到北京看望罗荣桓后写下这样一首诗：

革命友谊重山河，首长关怀暖心窝；

帅府门前客不断，单车（即自行车）倒比汽车多。

这首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罗荣桓平易近人的领导作风。

罗荣桓对基层官兵特别关心。他一贯认为，关心官兵生活，维护官兵利益，是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说：“战斗胜利依靠两个基本条件，最主要是靠部队中间的政治工作，只有政治工作强的部队才能发挥全体战斗员的勇敢性，才不至于在敌火前趴着不动，才不至于发生要人多（密集队形）才敢前进，人少（三三制）就不敢前进的现象，才能使战斗员在战斗中有主动性和战术上的创造性。”^[9]因此，每次到连队，他总要到伙房看一看战士的伙食好不好；有时还去看看战士的厕所干净不干净，方便不方便。在政工会上，他告诉指导员们：要当好指导员，首先要关心爱护战士，战士家属来了，你们连的干部要陪家属吃顿饭，叫伙房多炒两个菜。晚上站岗要找人替班，让战士有充裕的时间和家属在一起。要使战士心情愉快，感受到革命部队的温暖，保持愉快饱满的情绪。罗荣桓说：“政治工作干部，特别是政治指导员，一定要与战士有浓厚的感情，要把战士当作自己的亲兄弟。做到战士心里有话，都愿意并且敢于向指导员说。如果战士有话，闷在心里，不敢或不愿对指导员、对支部讲，那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家，我们的工作落后了。所以，落后不在于群众，而在于领导……”

基层干部最关心使用问题。罗荣桓一再强调，要搞五湖四海，坚持任人唯贤。他对干部一视同仁，不分亲疏。他经常讲：干革命团结的人越多越好。“如果因为个人的熟悉不熟悉，决定使用不使用，领导者就不会使用大量的干部，容纳大量的干部，只是在熟人的小集团中去打圈子，领导者要变动工作就想到把熟人也来一个搬家，必然会造成个人的干部政策倾向。”如果以合乎个人口味来衡量，那么能够使用的干部就少得可怜了，甚至可能用些庸俗的吹牛拍马的角色了。

对人宽厚热情的罗荣桓对子女要求却是十分严格的。他说，教育孩子是件麻烦的事情，急躁不行，夸奖太多也不好。不过有一条，做父母的完全可以办到，那就是，只要发现他们有一点苗头就指出来，要他们改正，不让它发展下去。他的儿子东进和女儿南下上小学时，学校离家很远。有一次放学晚了，家里人派车接了一次。罗荣桓发现后，把全家人叫到一起，严肃地对孩子们说：这样不好，汽车是组织上给我工作用的，不是接送你们上学的，你们平时已经享受了不少你们不应当享受的待遇，如果再不自觉就不好了，那样会害了你们自己。

大女儿罗玉英出生后，罗荣桓为了革命的需要，一直把她留在农村，解放后才来到北京。但罗荣桓并没有因为战争年代女儿在农村吃了很多苦就迁就她。一次，她准备到街上去补一条破了的裤子，正巧被罗荣桓看到，他当即批评道：“为什么不自己补？刚出来就忘本啰！”玉英由于身体不好，在学校难以坚持学习，便要求提前分配工作。她满以为爸爸会在城里的大机关里给找一个合适的工作，可罗荣桓没有这样做。他要女儿到工农群众中去，到基层、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去学习，锻炼自己。不久，她被组织上分配到郊区一个农场工作，且条件比较艰苦，交通也不方便。

罗荣桓在外面是共和国的元帅；在家里，更是一位严师，时时处处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和教育家人。罗荣桓长期身体不好，但他从不因为病而要求特殊的照顾。有一次他住院回来，发现家里多了四张躺椅，就问秘书：“哪里来的躺椅呀？”当得知是总后考虑他的身体状态特意配备的，罗荣桓马上指示：把躺椅退回去。秘书很为难。他又说：“还退不成，一定照原价给钱，用我的薪金。”这样照价付钱后，躺椅才留了下来。

1963年9月，罗荣桓再一次住进医院。弥留之际，他拉着夫人林月琴的手，深情地说：“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又嘱咐孩子们说：“我一生选择了革命的道路，这一步是走对了，你们要记住这一点。我没有遗产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爸爸只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昏迷中，他还不断地重复说：“我革命这么多年，选定了一条，就是要跟着毛主席走。”^[10]

听到这些话，在场的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多么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多么高尚的共产党员品格！罗荣桓几十年如一日恪守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