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是党的生命。罗荣桓深深懂得团结的重要性，他说：“干革命团结的人越多越好。”罗荣桓对影响团结的因素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影响团结的因素是很多的，但在团结上出问题并非都是原则分歧，有时一句话都可能埋下团结的隐患。为了养成良好的个人修养，增强党的团结因素，罗荣桓特别注意加强学习，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前提下，对于非原则性问题，以宽广的胸怀对待不同意见分歧，使罗荣桓较早在党内军内树立起崇高威信。1930年6月，23岁的林彪担任红四军军长，他虽然打仗有些办法，但高傲自大，性格褊狭古怪，猜忌心强，过去同历任党代表都搞不好关系。对这样一个很难共事的人，毛泽东选定了有宽广胸怀，善于忍让、谅解又能坚持原则的罗荣桓。罗荣桓到职后，十分尊重林彪在军事指挥上的长处，为了使林彪集中精力考虑军事和作战问题，罗荣桓经常把思想教育、后勤保障、宣传群众等工作揽过来，把工作抓得井井有条，免除林彪的后顾之忧。这使喜欢挑剔的林彪感到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他们之间的合作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毛泽东曾对身边的同志说：“罗荣桓在四军，不是跟林彪团结得很好吗？！”^[3]

团结不等于一团和气，息事宁人。在原则问题上坚持鲜明的立场，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达到思想统一才是真正的团结。罗荣桓就是这样处理团结问题的。毛泽东曾称赞：“罗荣桓是执行上级指示的模范，也是善于提不同意见的模范。”

在第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参加百团大战的问题上罗荣桓提了不同意见。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结束时，彭德怀曾有在津浦线、胶济线和陇海线东段，也搞大规模破击战的打算。罗荣桓认为山东敌伪力量强大，同时还有艰巨的反对投降派和顽固派的任务，不宜进行这样集中兵力的作战，以免过分消耗自己的力量。于是，他致电中央军委，阐述对坚持山东斗争的意见，指出山东地区的战略意义和坚持山东斗争的有利条件，同时非常明确地指出，由于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在敌顽夹击下，“将会遇到最大的困难”。^[4]根据毛泽东关于“山东是你们的基本根据地，华中则是你们的准备发展方向……使山纵正规化是你们的共同任务”^[5]的指示，经报请中央批准，罗荣桓只派了少数部队在铁路和重要交通线上搞破袭，作为对百团大战的配合，主力部队则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为重点。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后来毛泽东说：“百团大战不能说都不对；但是，罗荣桓不参加百团大战，集中力量强占山东的地盘，这很了不起。”^[6]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有关审干问题上罗荣桓也提了不同意见。1943年，中央曾要求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作一次认真的审查。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借机塞进了自己的“私货”。他在所谓《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中作出错误估计，说有的单位百分之七八十是“特务”，或者是“政治上靠不住的坏人”，这个报告在全党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罗荣桓看到《抢救失足者》的小册子后，敏锐地发觉其中的问题，认为对“失足者”估计过分了，他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政治勇气，毅然决定暂缓执行，并通知山东分局办公厅：“不要向下分发”。这一断然措施，使在全国造成恶劣影响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在山东并未产生大的消极影响。后来，毛泽东说：“罗荣桓领导的整风，把主要目的放在从检查领导思想作风开始，到改进领导思想作风结束。重点是端正路线，而且抵制了延安的‘抢救运动’。这很难得。”^[7]

罗荣桓敢于坚持真理，来自于他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对事物的准确判断，对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他提出的一些不同意见，都是从实际出发得出的真知灼见，经得起历史检验；人格上光明磊落，坦荡无私；在做法上严格按照组织程序，有话讲在当面，不搞小动作；在策略上对事不对人，不伤人。因此，罗荣桓虽然提不同意见很多，但这并没有成为团结的障碍。就连搞阴谋诡计的高岗，也被罗荣桓的坦荡正直所折服。高岗曾多次找人游说进行反党活动，但始终不敢向罗荣桓开口，他说：“罗荣桓是党内圣人，不敢去找罗荣桓乱说。”^[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