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1901年8月26日生于四川省乐至县，原名世俊，有成为才智出众的俊杰人物之意。号“仲弘”。曾子有“士不可不弘毅”的诗句，他想，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任重而道远，光有弘（刚强）不够，还须有毅（毅力），坚持始终，于是改名“陈毅”。

1919年8月，陈毅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秋末冬初，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10月，到北京中法大学文学院学习。11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5月，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共委员会书记。8月，参加南昌起义。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协助朱德整顿余部，对遭到重创的起义部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说明革命的前途，鼓舞坚持斗争，保存了南昌起义部队的骨干。1928年1月，陈毅与朱德一起，发动和领导了湘南起义，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和工农革命政府。后协助朱德率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前进，和毛泽东在砻市胜利会师，两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政治部主任。

1929年5月底，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在福建永定县湖雷召开。会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刚从苏联回国、就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和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的刘安恭，照搬苏联红军的做法，认为前委代替包办了军委的工作，主张设立正式军委，并主持临时军委会议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项。

对这种下级党委限制上级党委领导权的做法，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表示反对，认为这是从根本上危及党对红军的领导。他坚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实行民主集中制，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的主张。而有些领导同志则忽视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片面强调提高军官权威，认为实行“从上而下的民主”就是实行“家长制”。由此，刘安恭的错误主张被有些同志看成“军委与前委分清彼此的职权范围，有利于工作开展”。这种不同看法使红四军高层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蔓延到部队。

为解决红四军领导层中的认识分歧问题，6月22日，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由陈毅起草并在他主持下通过的会议决议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一方面指出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红军离不开毛泽东；同时，也对毛泽东和朱德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并追究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对党内分歧应承担的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陈毅这种调和态度，其用心是为了红四军党内的团结，但却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致使在大会选举前委书记中，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对陈毅的折中平衡、息事宁人的态度，毛泽东是非常不满的，他在会上作最后发言，重申了自己的各项政治主张，表示“至于陈毅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中共红四军七大后，毛泽东对陈毅的态度也发生变化。据陈毅回忆，9月下旬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并致信毛泽东出席大会。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方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1]为此，毛泽东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后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在离开毛泽东的日子里，红四军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甚至“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中共红四军“八次大会时，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陈毅也看到这一不良发展事态。8月21日，他来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详细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的全面情况和朱德、毛泽东之间有关争论的汇报。陈毅在汇报中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这对此后重新确立毛泽东在红四军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

中央政治局在听取汇报后，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起草一封中共中央指示信。这封由陈毅执笔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信就是著名的“九月来信”。“九月来信”着重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这些指示，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为红四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根据。

起草“九月来信”的过程也是陈毅提高认识的过程，在周恩来、李立三的帮助下，陈毅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他表示：“这次闹得有点伤感情，主要是我的错误。我没有认清毛泽东的天大的优点，没有指出正确的路线。我回去带头检讨”。

10月22日，陈毅携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回到红四军前委机关。他没有想到红四军党的七大对毛泽东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陈毅说，这次回来就是为了纠正调和主义错误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他自己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陈毅主义”。在当天夜里召开的前委会议上，陈毅详细介绍了在党中央的所见所闻，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会后，陈毅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上自己一封信，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信中写道：“我俩之间的争论已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毛泽东收到陈毅的来信后，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并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