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1996年3月21日，在纪念贺龙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刘华清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高度评价贺龙同志的一生，指出：“他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理想坚信不移，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具有矢志不渝的政治信念；他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坚决维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具有赤诚坚强的党性观念；他多谋善断，沉着坚定，机智果敢，具有高超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他实事求是，注重深入实际，讲求实效，勇于开拓，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他刚直不阿，光明磊落，敢于坚持真理，具有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他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关心部属，平易近人，具有密切联系群众的崇高风范。贺龙同志以自己的革命实践和高风亮节，弘扬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作风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崇高榜样。”^[2]

毛泽东称赞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还称他是“红二方面军的旗帜”。

1943年1月7日，任弼时写下《向贺龙同志学习》一文，这样评价贺龙：

“贺龙同志是南昌起义的军事领袖，苏维埃革命时期的红军创造者之一”。“是一个真正身经百战的勇士，有指挥战争与建设军队的丰富经验”。他从小就有反抗旧统治的思想，在反动统治下单人独马去创立武装组织，从几个人、几匹马、几支枪的小队伍发展到大的部队。在旧社会里做过镇守使，大革命时代是国民革命军的一个军长，非常熟悉旧社会，特别是旧军队的情形。这都是值得我们向他学习的。“贺龙同志伟大之处，不仅在此，而在于他对革命对党的一贯忠诚的态度。他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不因斗争失败而气馁。”南昌起义失败后，他便跑到洪湖去，从仅仅几个人的起义，发展成为大兵团的红军。后来因立三路线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使部队缩小，但他从不灰心丧气，又跑到贵州东北部去建立根据地。他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是坚决而忠实地执行的，从不以军队势力和党对立，不把军队看得比党高。当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时，他是坚决反对张国焘所采取的反抗中央的行动的。在延安的一次反对国焘路线的会议上，贺龙同志手指着张国焘说：“当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军阀了！”这说明了他是对党忠诚的，是反对军阀主义的。他还时常说，率领军队的党员，绝对不能把军队看成是自己的，自己如果调动工作时，就希望代替自己工作的人，能够很快地把军队带得很顺手，很就绪，否则，自己心中是不安的。这说明了贺龙同志对党对革命的忠实。“他是立场坚定，有原则性，有组织能力，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性格直率，富有魄力，大公无私的一个同志。”对于党所赋予的任务，或者他下了决心要干的事情，他是一定要一直干到底，不管其中有任何的困难与艰险。这样，当你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就会使你感到有一种可以依靠的力量存在着，就会增加你的胜利的信心。^[3]

薄一波曾写下《往事追寻忆贺龙》一文，称赞：“贺龙同志为党为国毕生奋斗，功垂史册。他骁勇过人，坦诚豪爽，正是由于他这种鲜明、独特的个性，使他的革命业绩倍生光彩，在群众中流传着许多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薄一波在文中说：贺龙“有意见就要直言不讳”。“1944年的一天，贺龙同志约我去野外打猎，稍事休息。途中，他问我，你对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怎么看？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就是坐着美国人的飞机兜风啊！原来他指的是中央一位领导人乘坐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在延安上空转了几圈的事。接着，他比较激动地讲了自己的看法：人家既然叫美军观察组，驻到延安，就是来观察我们的。我们也要观察他们，按照国际礼仪，同他们友好交往，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有什么必要坐着他们的飞机去兜风？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位高级负责同志身上，我看太不检点，真是乱弹琴！这对党的影响好吗？中央开会时，我还要当面提出。有意见就要直言不讳，该批评的事就要批评，不管它发生在谁身上，绝不可因为官大就避而不讲，讳莫如深。我觉得，在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政治生活中，应该保持敢于直言的正气。古人尚且主张‘面析其过’，如果我们都做不到这一点，还叫什么共产党人！对于贺龙同志讲的这件事，我因不了解情况，当时未予置评，但我赞赏他的直抒己见的精神。我以为他的这番议论在当时是有思而发的，在今天这种直言不讳的精神仍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4]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贺龙遭林彪、江青、康生等诬陷，被隔离审查，迫害致死。为此，毛泽东曾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又作出“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决定中充分肯定了贺龙为中国革命作出的不朽贡献。

【注释】

[1]贺龙：《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1947年2月10日。

[2]刘华清：《在纪念贺龙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1996年3月21日），见《人民日报》1996年3月22日。

[3]《向贺龙同志学习》，见《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人民日报》，1989年3月9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