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常说，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他认为，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在战争年代，要敢于冲锋陷阵，不怕牺牲，消灭敌人；在和平时期，要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说，共产党员不要“总是把土地、房子、老婆、钱放在心上，你的脑壳是谁的？我们的一切已经交给了党，什么时候叫牺牲就牺牲，还有什么牺牲不得，还有什么受不起波折的呢！”^[1]他认为，作为一名革命军人，对党忠诚是第一位的，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率领军队的党员，绝对不能把军队看成是自己的。人民军队不归任何个人私有，而是属于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绝不允许“军权高于一切”、向党闹独立性的倾向发生。因此，贺龙自从参加革命后，跟着共产党、毛主席干革命的信念就没有动摇过。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接到中央的电文后，贺龙表示坚决拥护。他说：“我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同志，但从我本身的经验教训中，从读到他写的文章中，深知他是我们的正确领导者。”

1936年6月底，贺龙率领红二军团来到雀儿山下的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为拉拢红二军团反对中央，在干海子中国工农红军总部见到贺龙和任弼时后，大大恭维了贺龙、任弼时和关向应一番，接着，攻击中央奉行“右倾逃跑”路线，奸诈地提出要召开党的会议，讨论“一、四方面军问题”，想从组织上胁迫二、六军团同意他的反党路线。任弼时马上反问：“谁作报告？如果有不同意见，结论怎么做？”把他顶了回去。

张国焘又生一计，提出要开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干部联席会议，想以多数压少数，通过拥护他的决议。贺龙同弼时、向应商议后说：“联合起来开会，我们不反对，但是，丑话要说在前头，不准以多数压少数，把错误的政治观点强加给二、六军团。”

还在6月初，贺龙就从王震的电报中得知张国焘派人到六军团散发攻击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小册子，被王震扣下了。贺龙坚决反对张国焘反对中央的行动。为了教育部队不受张国焘蛊惑煽动，贺龙多次对二、六军团的高级干部说：“这里是张国焘搞的假中央，他在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真中央是毛大帅（指毛泽东——引者注）领导，现在在陕北。我们大家都要听党中央的，都要跟着毛大帅走。谁要是不听党中央的，反对毛大帅，他就是天王地老子也不行，他就是八只角的王鱼，也要掰下一只角来！”

7月2日，在张国焘提议召开的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干部联席会议上，由于朱德、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关向应、王震等坚决拥护中央关于北上的路线，维护两支部队的团结，会议一致通过了两支部队立即共同北上的决议，使张国焘借口需要筹粮以拖延北上的计谋，又一次破产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在很长一段时间把持军队大权，但贺龙始终不改初衷，军队必须听党的话。这样，贺龙成为林彪的绊脚石。于是，他授意李作鹏、吴法宪罗织、捏造罪名向毛泽东告状。1966年9月5日上午，毛泽东把林彪送来的吴法宪的诬告信交给了贺龙。贺龙看后问道：“我要不要找吴法宪他们谈谈？”毛泽东说：“有什么好谈的？”又说：“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9月9日晚，毛泽东让秘书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次日上午，贺龙来到林彪住处。林彪当即表示：“贺老总，我对你没有意见。”“不，林总，总会有一点吧。”面对贺龙诚恳的态度，林彪好像想起什么似的说：“要说有吧，也只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

林彪此话，露骨地表明他要千方百计抓住自以为是贺龙的小辫子从而达到控制贺龙的险恶用心。作为从1964年起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贺龙明白，他不可能让林彪满意。于是，就笑了笑说：“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贺龙很清楚，这样的回答并不是林彪所希望的，但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党人，他不可能作出别的选择。这样，更大的灾难接踵而来。在生命最后一刻，贺龙依然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历史。他说：“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最公正的裁判。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谁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决不会饶恕。”

林彪迫害贺龙的阴谋得逞，令毛泽东十分难过，他曾作过3次检讨，尽管在他的有生之年已为贺龙平反。对为贺龙平反，毛泽东多次过问。1973年12月21日，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毛泽东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说要为贺龙平反。1974年9月4日，毛泽东问，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1975年6月9日，贺龙逝世六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